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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三月，阿尔塔什。
冬天还没过完，叶尔羌河上游的峡谷里仍积着厚雪。
风从上游峡谷口灌下来，刮过裸露的岩壁，发出细细长长的哨音。
进场道路才刚刚修通一半，推土机轰着油门，把最后一层冻土一块块掀开，土块翻起来时带着硬脆的白碴，在天光底下泛着冷色。
郭耀裹着一件旧棉大衣，站在路基边上看施工。
他五十三岁了，鬓角已经白了大半，脸上也有了深深浅浅的风痕，可人站在那里，背仍旧直，像早些年在农一师灌区里盯渠线时那样。
工地上年轻人都叫他郭工。
他也不爱多说，图纸卷在腋下，铅笔插在胸前口袋里，鞋帮和裤脚上全是冻泥。
“郭工，项目部那边来了两个人。”技术员小跑着过来，哈出的白气在冷空气里一下散开。
郭耀转过头去，看见工地口站着一对母女。
年长的那个裹着墨绿色头巾，怀里抱着一袋还冒着热气的馕。塑料袋里起了白雾，把她的手都蒙得模模糊糊。
年轻的那个穿一件旧红色冲锋衣，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怀里抱着一台用毛毯裹得严严实实的水准仪。
她个子不高，鼻尖和脸颊都冻得通红，站在满地砂石和雪泥之间，像一小团被风吹得发亮的火。
年长的女人先走上来，把那袋馕往前递了递：“郭工，我是热依汗。张昕就托给您了。”
她说汉话说得很不错，只带一点南疆口音，尾音轻轻地落下去。
郭耀没有先接馕，倒是把目光落在那个姑娘抱着的水准仪上：“一路都自己抱着？”
“嗯。”张昕点头，声音被山风打得有些发飘，“怕磕着。”
“先把手套戴上。”郭耀从棉大衣口袋里摸出一双劳保手套，递过去，“这里不光风硬，紫外线还强，手光着一会儿就裂。”
张昕愣了一下，赶紧将包着仪器的毛毯轻轻地放在身旁，再接过手套。
她戴手套时动作有点急，戴好后，弯腰把水准仪往怀里重新搂紧，低声说：“郭工，我是学水文地质的，硕士论文写的是深厚覆盖层防渗。上边同意我来跟工地。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郭耀看了她一眼，没有立刻接话，只把热依汗手里那袋馕接过来，捏了捏，还是软的。
随后转身往板房那边走，边走边说：“跟上。下午去河谷测断面。”
就这么一句，算是把人留下了。
张昕抱着水准仪，快步跟了上去。
热依汗站在原地，看着女儿背影消失在板房拐角后，仍旧站了一会儿，才慢慢转身。
山风掀起她头巾的一角，露出鬓边灰白的发茬。
她没再回头。
当天下午，郭耀真带着张昕去了河谷。
河道还窄，但水声响，在峡谷里撞来撞去，冷得发脆。
郭耀先让她架仪器，自己站到水准尺边上，手指点着尺面上的刻度：“别急着报数。先看准了再报。哪怕差一毫米，后头整条线都得跟着改。”
张昕抱着记录本，点头，记得很认真。
风把她额前碎发吹得乱飞，她腾不出手去理，只能时不时眯一下眼。
她学得很快，快得让郭耀都多看了她两眼。
到天快黑时，最后一个断面的高程算完，她握着铅笔的手都冻僵了，指节发白，还是没说一句累。
当夜，郭耀在板房里给郭琦打了个电话。
工地上的信号时有时无，电话里全是沙沙的电流杂音，像有人在铁丝上磨沙。
“工地来了个女娃娃。”郭耀说。
接到父亲电话时，郭琦正在实验室加班。
他刚把显微镜的焦距调准，随口应和：“什么女娃娃？”
他养着一皿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分离出来的陆生固氮蓝藻，那些细小的丝状体在培养液里缓慢游动，像谁撒了一把碎翡翠。
“跟着来学现场的。学水文地质的硕士，手不笨，人也能吃苦。”郭耀顿了顿，像是想了一下，又补了一句，“她母亲送她来的时候，还带了一袋热馕。”
郭琦笑了：“您难得夸人。”
“夸什么。”郭耀说，“就是能干活。”
电话那头，风声忽然大了，夹着机器轰鸣。
郭琦想象了一下阿尔塔什的样子，想象父亲站在峡谷边上，棉大衣被风吹得贴在腿上，身边跟着个抱着水准仪的小姑娘，忽然便觉得这一幕有些奇异，又有些合适。
他没再多问，只说：“您别老站风口上。烟也少抽点。”
郭耀“嗯”了一声，像是没听进去。挂电话前，他才又说：“你妈退下野外一线以后，嘴上不说，心里还是惦记着工地。现在有个新孩子过来，倒也好。人老了，手里的活总得有人接。”
这句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了。
电话那头，郭琦正在实验室里看显微镜，目镜里是一片绿色的藻丝。
他回国半年，还没适应乌鲁木齐的干燥，嘴角裂着口子。
而他父亲在昆仑山深处收下的那个女徒弟，即将穿过塔克拉玛干的沙尘，与他相遇。
同年十一月，乌鲁木齐的第一场雪，来得有点儿晚。
雪下起来时，研究所的暖气已经通了，烧得还挺足。
暖气片里有轻轻的嗡鸣，玻璃窗上结了一层白雾，手一摸，就是一道亮。
郭琦穿着白大褂，站在培养箱前看温度显示。
三十八度，上下只差半格。
那是藻种干粉制剂烘干的最佳温度，高了，藻体死亡；低了，水分残留，保存期缩短。
他盯得久了，眼睛有些发酸，便摘下眼镜，用手按了按眉心。
门被推开，助手带着一股寒气进来。
“郭工，林业厅那边来电话了。”助手把门带上，抖了抖肩上的雪，“说《陆生固氮蓝藻固沙技术规程》已经报到最后一道程序，让咱们再核一遍数据。”
郭琦点了点头：“让杨老师他们先对一遍，我晚些过去。”
这项技术从2005年专利申请，到走到标准化这一步，前后已经折腾了六年。
六年里，他们从沙漠和戈壁边缘采回来上百份样本，筛出最扛旱、最耐晒、最能结皮的几株，又反复试培养、试烘干、试外植。
实验室里一切都能成，可一到野外，风一来，藻液会被吹干，沙一走，又会把刚起的皮整个掀掉。
能不能真正站住，一直是压在每个人心上的事。
“三天后我去策勒。”郭琦说，“越冬前最后一次外植试验，得盯着做。”
助手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
郭琦又把目光落回培养箱。
透明培养皿里，那些细小的藻体在营养液里缓慢舒展，如丝如絮。
他看着看着，忽然想起多年前父亲寄来的那张照片——塔中一号。
那株柽柳立在茫茫黄沙里，编号牌小得几乎看不见。
可正是那样一棵“活了”的树，让他后来在实验室里一次次重复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动作时，始终没有厌倦。
三天后，他带着两箱液体制剂南下。
他先飞到和田，再转乘越野车往策勒县去。
车开过玉龙喀什河时，手机震了一下，是父亲来电。
“你到和田了？”
“刚出城，往策勒去。”
“那正好。”郭耀那边风声很大，像电话贴在山口上打的，“张昕在和田买设备，明天回阿尔塔什。她一个人，带着一台水准仪，不方便。你要是顺路，把她捎一段。”
郭琦本来想说，自己这趟时间卡得紧，试验田那边还在等着。
可这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知道父亲一辈子不爱求人，能在电话里开这个口，已经很少见。
“她在哪儿？”
“天南宾馆。”
“好，我去拿。”
天南宾馆是和田市最老牌的招待所，白瓷砖外墙已经发黄，楼道里有一股开水、烟和灰尘混在一起的味道。
郭琦在大堂里站了不一会，才看见楼梯上下来一个穿灰色羽绒服的姑娘，手里攥着一沓发票，指尖冻得发红。
“小郭工？”她站定了，试探着问。
“叫我郭琦就行。”他走上前，“我爸让我来拿水准仪。”
张昕愣了一下，有些羞怯地笑了，露出两颗很小的虎牙：“其实不用麻烦，我自己能搬。”
“精密仪器。”郭琦接过她递来的铝合金箱子，手一沉，不算太重，却很结实，“你买这个做什么？”
“阿尔塔什那边的覆盖层太厚了，需要这种高精度的仪器，复核坝址区地下水位变化。没有这台水准仪，高程就对不上。”张昕说到专业，眼睛一下亮了，“师父说，水利工程师第一课，不是算流量，是对准水准尺上的刻度。”
郭琦听到这句话，忽然笑了一下。
这话很像父亲会说的，她已经把师父的话听进去了。
“吃饭了吗？”他问。
张昕摇了摇头：“没顾上。想去夜市找点吃的，又不太认路。”
“我知道。”郭琦说，“走吧。”
夜市不大，不过是几排铁皮棚子，高高低低挂着几个亮度不一的灯泡。
炉火烧的是红柳炭，火星子随风飘起，一闪一闪地往黑暗里飘，转眼就没了踪迹。
风里有羊油、孜然、炭火和砖茶的味道，热热地裹在一起，把白天积下来的寒气一下顶开了一些。
张昕要了三个烤包子和一碗羊杂汤，热气把她的脸熏得发红。
郭琦要了一壶砖茶，外加一盘羊肉抓饭。
两人坐在靠里的一张矮桌边，桌面有些油，拿纸一擦，纸立刻就黄了。
“你在策勒做什么试验？”张昕先问。
“养藻。”郭琦说，“想让沙子先长出一层绿皮来。”
“藻类固沙？”
“你知道？”郭琦的筷子停在半空。
“我妈提过。”张昕咬了一口烤包子，汤汁烫得她吸了口气，“她是维吾尔族，老家在喀什的乡下。她说小时候，春天的沙漠上会长一层绿苔，脚踩上去软软的，沙子就不飞了。后来草没了，绿苔也没了。”
郭琦抬眼看她：“那就是藻结皮。自然形成的需要几十年。我们想做的，是把它缩短到一两年。”
“那很难吧？”
“难。藻种要活，水分要够，还不能让沙子埋了。我们在实验室里成功了，但一到野外，风一吹，藻液就干了，或者被沙子盖了。得一遍遍试。”
张昕想了想，用筷子在桌面上蘸着茶水画了一个圈：“我妈老家有一种土办法，春天第一场雨后，牧民会在沙地上撒羊粪，等羊粪吸饱了水，上面的沙子就不飞了。她说那不是粪的作用，是粪里的‘绿毛毛’活了。你们那个藻种，是不是就是‘绿毛毛’？”
郭琦认真地打量起她，热气从羊杂汤里升起来，模糊了她的眉眼。
可这个姑娘那一声“绿毛毛”，忽然就把他在培养皿里的那些“高端”实验和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千百年来的实践联系到了一起。
“是不是啊？”
他猛然醒过神来，点了点头。“有机覆盖层。也是个实验方向。方向太多，试起来很麻烦，但还是得试。要不然总靠人一棵一棵种，什么时候才到头。”
张昕嗦了一口羊杂，接着说，“我爸说这就像老辈人治沙，不是先想着种树，是先让沙有皮。皮厚了，草才能站住；草站住了，树才有地方扎根。”
这句话说完，两人都安静了一会儿。
夜市里人来人往，有人高声说话，有人端着热汤走得急，桌子之间总有风钻过去，把炭火吹得一明一暗。
郭琦端起砖茶喝了一口，忽然觉得，这壶茶比荷兰喝过的咖啡更好喝。
临走时，张昕从包里拿出一张折起来的纸。
“这个给你，不涉密的。”她说，“不是正式数据资料，就是我跟着师父跑坝址区时，自己画的剖面，背面记了一点我自己的观察心得。你做生态恢复模型，如果需要源流区的地下水资料，可以参考。”
郭琦接过那张纸，站在宾馆门口的路灯下展开。
正面是铅笔素描，线条有些粗，却很准：峡谷、河道、覆盖层、岩壁上的几丛骆驼刺。
背记了几行字，字很清秀，记录的是地下水位年内变化和融雪期的对应关系，不长，却很见功底。
郭琦抬头笑道：“谢谢。”
张昕把手插回羽绒服口袋里，嘴角弯了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就是跟着工地跑久了，手上老想记点什么。”
郭琦把那张纸重新折好，夹进自己的记录本里，什么也没多说——后来，他做源流区和下游响应模型时，第一批参考的现场线索里，就有这张纸上的那几行字。
这个姑娘，大概不知道，她为他带来的不只是一张纸，更是一把钥匙。
2012年的春天，张昕去了策勒。
郭耀带着她送批渠道防渗材料，顺路去看看郭琦的试验田。
张昕还是那件红色冲锋衣，袖口磨毛了，风一吹，像有一点小小的火在沙地上晃。
策勒那天风不小。
郭琦正站在试验地里，把藻粉和黏土按比例混合，再一点点装进喷雾器。
风一来，他就得背过身去，拿身体护一护喷头，等风缓一点再继续。
沙地上刚起的一层薄皮，经不起大折腾。
张昕站在他身后，替他挡了一半风。
郭琦起初没回头，以为是同组的技术员。
等风一小，他转过身，才发现是她。
“你怎么来了？”
“送材料。”张昕抬了抬下巴，朝远处郭耀所在的地方，示意了一下，“顺便看看你怎么养‘绿毛毛’。”
郭琦笑了笑，也没多解释，只把喷雾器放低了一点，给她让出一块能看清的地方。
张昕蹲下来，伸手轻轻碰了碰那层刚刚起色的表层。
“这就是‘绿毛毛’？”
“这是它的人工版。”郭琦说。
“活了？”
“活了一点。”
张昕又摸了一下，沙粒不再像从前那样一碰就跑，而是被那层极薄的结皮轻轻粘住了。
“明年春天，”郭琦看着那一小块试验地，低声说，“这里要是能稳住，就在上头补梭梭。藻结皮先保水，梭梭再往下扎根。”
张昕没抬头，沉默了一小会，然后说：“我来测下地下水位吧。”
“好。”郭琦答得很快，“你测水，我看皮。”
风又来了一阵，两人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投在沙地上，重叠在一处，像刚栽下去的两株小树。
那天傍晚，他们在试验地旁的土坯房里吃饭。
屋外风声一阵阵掠过，锅里炖着白菜和羊肉，屋里热得很。
郭琦手机响了，是陆冬梅打来的。
“今天风大不大？”她在电话里先问。
“挺大。”郭琦说，“不过有人帮我挡了一阵。”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把电话给那姑娘。”
张昕接过电话，紧张地站直了身子：“伯母好，我是张昕。”
陆冬梅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笑意：“老郭说你手糙了。手糙好，做野外的人，手糙，心才能细。”
张昕握着手机，耳根一下就热了。
她把电话还给郭琦时，连手背都有些发烫。
从那以后，他们开始发短信。
都是最普通的诺基亚手机，绿屏黑字，单条短信七十个字，存满了就得一条条删。
郭琦发：“今天结皮厚了半毫米。”
张昕回：“导流洞进了三十米。”
郭琦发：“风又大，喷了三次。”
张昕回：“师父咳嗽，我让他喝热水，他说等烧开。”
郭琦发：“我妈问你，吃不吃辣。”
张昕回：“吃。我妈做的辣子鸡，你能吃吗？”
话都不长，短得像工作记录。
可时间一长，两个人都能从那几十个字里看出对方当天过得顺不顺，累不累，风大不大，心里是不是高兴。
同年夏天，郭琦去莎车县做调研。
返程时，他让司机绕了一段路，去阿尔塔什工地外头看了看。
他没告诉张昕。
车停在峡谷入口高地，他拿着望远镜看远处的导流洞。
洞口很小，像山壁上的一道新伤口，工人在里头进进出出，像一群小黑蚁。
他看了一会儿，放下望远镜，给张昕发了一条短信：“我在峡谷口。看见你了，穿红衣服。”
过了十分钟，他以为她没空，手机震了：“我今天穿的是灰的。你骗人。”
郭琦看着屏幕笑了，随手又发了一条：“那我看错了。但想你了，是真的。”
这条短信发了出去，他盯着屏幕，等回复。
等了很久，手机没动静。
他以为信号断了，或者她生气了。
正当他准备上车离开时，手机又震了。屏幕上的字很简单，没有标点：“我也是。”
郭琦盯着这三个字，站在峡谷口的风里，半天没动。
这年冬天，郭琦去了张昕家。
那是一套石河子大学的教工楼，墙上挂着热依汗绣的维吾尔族挂毯，图案是石榴和葡萄，针脚细密。
张教授是个瘦高的汉族男人，戴着老花镜，说话慢条斯理，给郭琦倒茶时用的是一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石河子大学水利系·一九八四”的字样。
热依汗端上来一盘手抓羊肉，羊肉炖得很烂，撒了紫皮芽子（脆甜的本地洋葱）。
她看了郭琦一眼，又看了张昕一眼，没说话，只是往郭琦碗里添了一筷子皮芽子。
张教授夹了一块羊肉放到郭琦碗里：“我认识你爸二十多年了，第一次见面是在乌鲁木齐的水利年会上。他讲渠道防渗，用计算尺，不用计算器。我说，老郭，你这尺子算起来还能比计算器快？他说，尺子不会没电。”
郭琦笑了：“我爸现在还带着那把尺子。在阿尔塔什，他用尺子算帷幕灌浆的深度，比年轻人的笔记本电脑还快。从来不出错。”
热依汗忽然开口，普通话说得慢，但字正腔圆：“张昕从小怕黑。她小时候，我在喀什的乡下教书，晚上没电，她就哭。我告诉她，沙漠里的星星比城里的亮，因为沙子会反光。她后来不怕了，但她怕孤独。”
她顿了顿，看着郭琦：“你们搞科研的人，是不是都很孤独？”
郭琦放下筷子，认真地说：“阿姨，我在荷兰的时候，导师问我为什么要回新疆。我说，这里的沙子会唱歌。张昕说，她小时候听过。我想，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听。”
热依汗没说话，只是往他碗里又添了一块羊肉。
她没再多问，只是在收碗时，默默把张昕面前那盘辣子鸡，换到了郭琦够不到的另一边。
然后看了一眼女儿，那眼神里有不舍，但更多的是托付。
那天晚上，张昕送郭琦下楼。
石河子的冬天很冷，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他们摸黑往下走。
张昕走在前面，郭琦跟在后面，忽然伸手拉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糙，指关节处有裂口，是测水准尺时冻的。
“疼吗？”他问。
“习惯了。”
“以后别测了。”
“那谁测？”
“我测。我陪你测。”
张昕在黑暗中停下来，转过身。
楼道里没有光，他看不见她的脸，但能感觉到她的呼吸，温热地扑在他下巴上。
“郭琦，”她说，“我妈说，维吾尔族姑娘嫁人，要看男人会不会修房子。你会修房子吗？”
“我会修渠道，”他说，“渠道修好了，房子就不会被水冲了。这算不算？”
张昕笑了，笑声在楼道里轻轻回荡。
2013年十月，郭琦三十岁，张昕二十七岁。
婚礼是在乌鲁木齐举行的，不大，只摆了八桌。
来的人也不算多，却很杂：研究所的、设计院的、工地上的、学校里的，还有双方家里的老人。
郭耀从阿尔塔什赶回来，穿一身新做的灰色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朵红花，站在人群里仍像刚从工地上下来，拘谨得不知道手该往哪儿放。
陆冬梅坐在主桌，旁边是热依汗。
郭琦的姥爷姥姥都已经八十多了，拄着拐，坐在主桌上首。
热依汗起初一直安安静静地坐着。
直到她抬头，等她看清主桌上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神情忽然变了。
老太太坐得很直，喝茶时端着碗沿，中指轻轻托着碗底。
放下筷子，热依汗站起来，快走到何望舒面前，用汉语轻轻叫了一声：“老师。”
满桌人都静了一下，何望舒抬起头，怔了怔。
“老师，”热依汗的普通话说得慢，但字正腔圆，“您还认识我吗？我是热依汗。”
何望舒睁大眼睛，努力地看了她好一会儿，然后放下茶碗，慢慢站起来。
她伸出手，摸了摸热依汗的脸，从眉骨一路摸到颧骨。
“你坐在第一排，靠窗。”何望舒的声音有些哑，“冬天手上生冻疮，我拿纱布给你包过。”
热依汗眼里的泪，簌簌往下落。
她用维吾尔语说了一句话，声音轻得只有何望舒能听见。
何望舒没有追问那句话的意思，她只是握住热依汗的手，握了很久。
陆冬梅站起来，想把母亲扶回座位，何望舒摆了摆手。
她拉着热依汗的手，让她坐在自己身边。
两个老太太并肩坐着，一个是江南的女儿，一个是喀什的女儿，一个八十多，一个快六十。
何望舒把热依汗拉到自己身边坐下，亲手给她倒了一杯茶。
“坐。”她说，“今天是喜事。”
热依汗双手接过杯子，眼泪还挂在眼角，嘴角却已经有了笑。
张昕站在一旁，看着母亲，她从来没见过母亲哭。
“姥姥，”郭琦轻声问，“怎么回事？”
何望舒笑了笑：“你媳妇的妈妈，是我在麦盖提识字班的学生。我一辈子教了数不清的学生，可现在也不是天天都能再碰上一个的。”
热依汗擦了眼泪，转头对张昕说：“这位何老师，是妈妈小时候的恩人。”
陆国庆放下手里修好的收音机，抬起头看了看热依汗，又看了看何望舒，没说话，只是把收音机的声音拧小了。
张教授后来在席间也说了几句，无非是孩子们都做正经事，往后日子要互相扶持。
郭耀没有致辞，只是在敬酒时拍了拍郭琦的肩，低声说了一句：“对她好。她跟着我在峡谷里跑了两年，手比你妈当年还糙。”
张昕听见了，眼眶一红，却还是笑了。
她没擦，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左手食指上戴着一枚简单的金戒指，是郭琦用荷兰攒下的奖学金买的。
临走时，热依汗扶着何望舒走到门口。
何望舒的手轻轻环着热依汗的后背，热依汗握着师的手，那手背上已经有了老人斑，指节僵硬，但手心里的温度，她记得。
那天晚上，郭琦忽然问起她：“你总爱在纸上画，铅笔比圆珠笔好使些？”
张昕从包里翻出随身带的野簿，边角磨得起毛：“铅笔不用灌墨水，冻住了哈口气就能接着写。”
郭琦接过那张纸，站在酒店门口的路灯下展开。
正面是素描，铅笔线被手指蹭得有些模糊；背面是几行清秀的字，没有数据表格，没有工程编号，只有一句话和一组简单的数字。
他忽然说：“你教我写几个维语字吧。”
张昕愣了一下：“什么字？”
“我们的名字。”
乌鲁木齐的秋夜已经很凉，酒店门口的台阶上，郭琦笨拙地握着铅笔，在野簿的最后一页跟着她一笔一划地写。
他写得生涩，手指僵硬，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张昕看着他的侧脸，眼眶忽然红了。
远处，天山山脉的轮廓在夜色中沉默如铁。
婚礼后第三天，张昕跟着郭琦去了策勒。
他们没空度蜜月。
郭琦要去看试验田秋季数据，张昕也要顺路测一组地下水位。
她坚持要去，说“结了婚也不能把手艺丢了”。
车从和田出来，沿公路往策勒走。
沙漠边的风卷着细细的土，从车窗缝往里钻。
张昕抱着那台水准仪，头一点一点，靠着车窗睡着了。
郭琦开着车，时不时看她一眼，最后到底没忍心叫醒她。
越野车在沙漠公路上开了六个小时，到了试验地，他轻手轻脚地下车。
太阳斜着照下来，沙地上的藻结皮泛出很浅的一层绿。
郭琦蹲下来，指尖轻轻拨开表层细沙，下面是一层不到两毫米厚的绿色薄壳，把沙粒粘在了一起，不再一碰就跑。
他用指甲抠了一小块，放在掌心，对着阳光看。
那些细小的藻丝在光线下是半透明的，把沙粒粘连在了一起。他有些激动，想要说点什么，几次张开口却不知说什么好。
就在这时他听到身后传来了一句话：
“像是有人把春天的颜色缝进了沙子里。”
张昕不知什么时候醒了，站在他身后，影子投在他背上。
“活了？”她问。
“活了。”
她蹲下来，学着他的样子，用手指摸了摸那层绿壳。
沙粒被藻丝拢住，指腹摸上去，竟有一点细小的韧劲。
她想起母亲说的“绿毛毛”，想起喀什乡下春天的沙地，想起阿尔塔什峡谷里的风。
“明年春天，在这上头补梭梭。”郭琦看着试验地说，“藻结皮保水，梭梭扎根，十年以后，这里就是一片灌木林。”
“那我要来测地下水位，”张昕说，“看水够不够梭梭喝。”
“好。我喷藻，你测水。”
风从远处的沙丘顶上卷过来，先掠过草方格，再落到他们脚边，声音很轻。
两人往停车的地方走，靴子踩在沙地上，发出轻微的咯吱声——那是盐壳在碎裂，是藻结皮在呼吸，是土地在缓慢地、一寸一寸地，变绿。
夜里，他们在土坯房里吃拉条子（新疆拌面）。
外头风一阵阵过去，屋里灯泡发黄，锅里的汤还冒着热气。
吃到一半，张昕从口袋里摸出那只旧诺基亚，翻出他们最早的一条短信。
那条短信是2011年冬天的。
郭琦发的，只有短短一句：“藻种在培养箱里，三十八度。”
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忽然笑出来：“你那时候真不会说话。”
“现在会了。”郭琦说。
“怎么会的？”
“有人教的。”
张昕低头看着手机，没再说什么，只把那条短信重新存回去。
风从窗缝里挤进来，吹得灯光轻轻晃了一下。
她伸手去关窗，郭琦顺手握住了她的手。
外头是沙漠边缘的夜，里头是一盏不太亮的灯，一锅刚吃过的拉条子，一台旧手机，一层刚刚长起来的藻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