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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5章轰炸东京！（月初求票！）
从这一次以后，这群年轻人们每个周末都来拜访，因家人均在沦陷区，便将温文儒雅的梁教授夫妇视为长辈，将聪颖的少女梁再冰视为妹妹。
他们带来稀缺的罐头，教小女孩梁再冰识别飞机型号，后者很可爱地宣称自己长大也要做飞行员，于是陈桂民、黄栋权以及小舅舅林恒便逗著她，让她在院子里转圈，看能不能做到不晕头。
由此，「小得螺」的外号便诞生了，在昆明话里也即陀螺的意思。
梁家的土坯房太小，年轻人们通常就坐在院子里，大银幕上暖色调下的日常，逐渐将每个人的性格详略得当地展现：
陈桂民自不必提，路宽饰演的金陵最寡言少语，但也是意志最坚定的突击手，矢志要为一年前被日寇屠杀的家乡父老报仇；
朱亚闻饰演的叶鹏飞一副书生模样，随身常带著《资治通鉴》，感慨华夏历史中类似土木堡之变等令人深恨的外侮；
他也时常同胡戈饰演的赵清源就此论战，后者是班里最爱写诗的同学，热衷于向大才女林徽因请教。
张松文饰演的王铁鹰沉默寡言，是个机械天才，能闭著眼睛拆装机枪，最爱吃鱼；
余下便是吴劲饰演的神枪手周焕章，长著一张娃娃脸，虽然是飞行专业，却总是研究一些陆军的坦克有无后视镜、摩旅如何在滇缅附近的烂泥巴地形中穿行的奇怪问题，叫人忍俊不禁；
张震饰演的梁再冰的小舅舅林恒，是所有飞行员中技术最精的王牌，算是班里的模范学生；
辛柏青饰演的黄栋权在电影中笔墨稍重。
他是八个人里家境最好的，祖籍福建，父亲在南洋经营一家规模不小的进出口商行，从马来运橡胶、从香江贩洋货，家底殷实。
富家少爷本可以留在洋楼里弹钢琴、读圣约翰大学，却偏偏瞒著家里考了航校。
黄栋权有一把德国仿制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用油布裹了三层。周末到梁家，他总把琴从琴盒里取出来，先调弦，再拉一曲，以飨众同学与梁家夫妻、孩童。
西洋的曲子他倒是会很多，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马斯涅的《沉思》、
德沃夏克的《幽默曲》。
林徽因当然是听得懂的，毕竟她是冰心说的「有著客厅的太太」，周讯饰演的这位已经罹患肺病的女才子偶尔会闭著眼睛靠在竹椅上，手指跟著旋律轻轻叩著扶手。
梁再冰听不懂，但喜欢看黄栋权拉琴时微微歪著脑袋的样子，像一只专注的猫头鹰。
有时也黄栋权也拉民国的曲子，那时候的中国小提琴曲目不多，但他会拉《渔光曲》，会拉《教我如何不想他》。
梁思成每当听到《教我如何不想他》，总会摘下眼镜说这首曲子好，刘半农的词，赵元任的曲，都是真学问人。
直到有一天，他拉起了《送别》。
这首曲子，在1938年的神州大地上几乎无人不晓。
李叔同1914年填词，曲调取自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问世二十余年来，作为学堂乐歌的代表作广为传唱。
那一代人，谁不会哼两句「长亭外，古道边」？
那天夕阳很好，琴声慢，每一个音符都像被拉长了，在暮色里拖出一道看不见的尾巴。
林徽因原本在整理田野笔记，听完后只是轻声感慨：「你们还年轻，不懂《
送别》的意义，往后可以少拉一些。」
她抿著没有太多血色的嘴唇笑道：「等到所有的仗都打完了，等到你们都回来了，到那天，都随你们。」
所有知道后续真实历史进程的观影者们都是心里一紧，又一颗温柔的钉子埋下了。
在在的电影导演张一谋、郭帆、宁皓、陈开歌、贾科长；
以及日韩的北野武、奉俊昊、朴赞郁、宫崎骏等人看来，摄影师赵飞在这一段用了大量逆光与侧逆光，让镜头镀上了一层毛茸茸的金边。
1938年昆明的阳光仿佛有了质感，透过桉树叶的缝隙，在年轻人洗得发白的军装上、在林徽因苍白的脸颊上、在梁再冰转圈的花裙摆上，洒下雀跃的光点。
这一段的构图常常是稳定的中全景，将梁家简陋的院落、院中的人物与远处苍翠的西山一同纳入画框，背景里偶尔有联大学生夹著书卷走过田埂的剪影，或天空中的战机身影。
这些元素被导演路宽巧妙而克制地编织进背景，只为构建一个战火纷飞的时代中，一片由知识、温情与短暂青春共同守护的桃花源。
观影者们被这暖色的滤镜所安抚，几乎要相信，这方小院的宁静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这群年轻人的笑容可以永远鲜活。
然而，转折的阴影，早已悄然潜伏在每一帧明媚之下。
黄栋权的琴声里，那曲《送别》的余韵从未真正散去；
林徽因聆听时眼底倏忽闪过的忧惧，陈桂民偶尔望向南方天空时骤然凝固的笑容；
以及画外音里，那一声比一声更近、更频繁的、凄厉的防空警报试鸣————
所有温暖的表象之下，是战争巨兽步步紧逼的沉重鼻息。
银幕上的暖色调愈发明亮饱满，观众心中的不安便愈发清晰尖锐—
因为他们知道，这用光影精心构筑的乌托邦，这被《少年中国说》的信念所点燃的青春火焰，即将被残酷的历史车轮，以最决绝的方式，彻底碾碎。
1939年初，中央航校第八期学员毕业典礼正式举行。
镜头从湛蓝如洗的春城天空缓缓下摇，操场上，霍克—3战机在晨光中泛著冷光，如同即将离弦的箭。
台下，第八期全体毕业学员身著笔挺的空军礼服，身姿如青松般挺立。
他们的家人大多在沦陷区音讯全无，观礼席的前排，显得有些空旷，直到梁思成与林徽因的身影出现在那里。
冯远争饰演的梁思成换上了一身他最体面的深色中山装，周讯饰演的林徽因则穿了素雅的月白色旗袍，披著件外套，苍白的面容上施了淡淡的粉，努力掩盖著病容。
他们被学员们郑重地请到「名誉家长」的席位上，与航校长官并肩而坐。
这个细节源于真实历史，此刻在银幕上重现，充满了庄重的仪式感与无言的酸楚。
典礼开始，号声响亮。
陈桂民、黄栋权、林恒、叶鹏飞、金陵、王铁鹰、周焕章、赵清源等人迈著铿锵的步伐上台，从长官手中接过毕业证书。
阳光照在他们年轻而紧绷的脸庞上，眸子里跳动著灼热的光。
轮到陈桂民作为学员代表发言时，他走到台前，目光扫过台下，在梁思成林徽因的方向微微停顿后深吸一口气，声音通过简陋的扩音器传开，带著青春的锐气与必死的决心：「吾等宣誓，誓死保卫祖国领空，驱逐日寇，复我山河！今日毕业，即为国效死之时！虽死不悔！」
「虽死不悔！」
「虽死不悔！」
台下，所有毕业学员齐声怒吼，声震云霄。
镜头切到观礼席，林徽因紧紧攥住了手中的绢帕，她仰头看著台上那些熟悉的孩子，看著弟弟林恒坚毅的侧脸，泪盈于睫。
梁思成面色激动，挺直了脊背，像一尊沉默的雕塑，镜片后的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著前方，将那八张年轻的面孔，深深地、用力地刻进心底。
战争年代，谁都不知道哪一面，是最后一面。
飞行表演开始，战机轰鸣著掠过长空，做出各种编队与战术动作，引来阵阵欢呼，但在梁家夫妇的耳中，那引擎的咆哮，却像是一曲悲壮而急促的骊歌。
毕业典礼的暖色还在视网膜上残留，银幕已毫无征兆地切入了沉甸甸的纪录片的黑白。
画面颗粒粗得像砂纸，边缘在微微颤动，仿佛是从一盒尘封了半个世纪的胶片里刚刚抢救出来的。
画外没有配乐，只有引擎的咆哮、机枪的短点射。
「1939年至1941年，是中国空军最悲壮、也最惨烈的三年。」
画面上，一群中国空军的伊—15、伊—16战机正与鬼子涂著太阳旗的中岛九七式缠斗，航炮曳光弹在云层间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火网。
镜头切至地面，一架霍克—3歪歪斜斜地迫降在稻田里，机身上弹孔密如蜂窝，地勤人员七手八脚地把浑身是血的飞行员从座舱里拖出来。
「1939年，空军勇士」称号获得者、第四大队副大队长梁鸿云在重庆空战中壮烈殉国。同年，第三大队大队长罗英德在兰州空战中身负重伤，仍坚持驾机返航。」
一架战机拖著浓烟从银幕左上方斜斜栽下，坠落在远处的山脊上，腾起一团巨大的火球。
「1940年，日军零式战机投入战场。这种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舰载战斗机，对中国空军的伊—15、伊—16形成了技术代差的全面碾压。」
「是年9月13日，壁山空战，中国空军第四大队以三十四架战机迎战十三架零式，被击落十三架、击伤十一架，十名飞行员牺牲，空中完全成了零式的狩猎场。」
一架零式从镜头前高速掠过，身后拖著一道黑烟，不是它自己的，是被它击中的中国战机的。
那架中国战机已经失去了半只机翼，还在努力地试图调转机头，做最后的、
徒劳的瞄准，摇摇欲坠。
观众们都想起了《返老还童》里李明的那段剧情。
「1941年，日军频繁轰炸中国后方城市。山城、成都、昆明————制空权的丧失，使中国军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同年，苏联援华志愿队陆续撤回，中国空军进入了最艰难、最黑暗的时期。」
画面在这里停了。
一架残破的霍克—3孤零零地停在巫家坝机场的停机坪上，机身上刷著的那句「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依稀可辨。
远处，一位年轻的飞行员背对镜头，站了很久，然后慢慢地、慢慢地摘下帽子，镜头没有切到他的脸。
黑白画面忽然溶出，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灰蒙蒙的、被雨水浸透的天空。
1941年，四川李庄。
因为营造学社的整体搬迁，梁家已经从昆明迁到了长江边的这座小镇。
林徽因的肺病日益沉重，已经不大下得了床；
梁思成瘦得脱了相，白天在李庄营造学社的简陋办公室里绘图，晚上点著油灯给妻子煎药。
梁再冰十二岁了，个头蹿了一大截，她学会了生火、煮饭、照顾弟弟，也学会了在母亲咳嗽的间隙里，安安静静地坐在门槛上看书。
第一封阵亡通知书是父亲带回来的。
那天梁思成从宜宾赶回李庄，走了整整一天的山路，进门时脸色白得像纸，手里攥著一封公函，指甲掐进纸里，掐出了窟窿。
他没有说话，只是把那封信递给了半靠在床上的林徽因。
陈桂民，1940年9月13日，壁山空战，与零式战机格斗中机翼被击中，战机起火坠毁，壮烈牺牲。
梁再冰站在门口，听见母亲房间里传来压抑的、几乎要将五脏六腑都呕出来的哭声。
她没有进去，只是站在门槛上，望著远处长江上灰蒙蒙的水雾，嘴唇咬得发白。
第二封，第三封，第四封————
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一封公函从某个她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寄来。
叶鹏飞，1941年3月14日，成都空战，战机中弹后拒绝跳伞，与敌机相撞，同归于尽；
王铁鹰，1941年5月，在执行对地攻击任务时被高射炮击中，坠毁；
周焕章，1941年8月，在山城防空作战中失踪，后确认阵亡。
金陵，1941年9月，在长江上空与三架零式缠斗，击落一架后弹药耗尽，驾机撞向敌机，同归于尽。
赵清源，1942年1月，在执行侦察任务时失联，后确认阵亡。
每收到一封，林徽因就要在床上躺好几天，咳嗽得几乎喘不上气。
梁思成的背越来越驼，话越来越少，梁再冰不再穿花裙子了，她把哥哥们送的那条裙子叠得整整齐齐，压在箱子最底下，再也没有拿出来过。
最后的最后，是张震饰演的林恒。
1943年5月，山城白市驿空战，林恒驾机升空迎战，击落一架敌机后，被三架零式围攻，战机中弹起火，坠毁于嘉陵江畔。
阵亡通知书送到李庄的那天，梁思成没有出门画图，林徽因躺在床上，眼睛望著头顶的房梁，一滴眼泪都哭不出来了。
十五岁的小姑娘梁再冰端著药碗进来，看见母亲慢慢抬起手，朝她招了招。
她走过去，站在床边，林徽因握住了女儿的手，那只手瘦得只剩骨头，却攥得很紧。
「纸————笔————」
梁再冰把纸笔递过去，林徽因挣扎著坐起来，靠在枕头上，握住笔。
她的手在抖，抖得几乎写不成字：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人民大会堂里，连同今夜神州大地无数影院中的亿万国人，早已泣不成声。
所谓悲剧，就是把最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而导演路宽的残忍在于，他刚刚用了将近二十分钟的暖色调，让观众爱上了那群在按树下拉琴、争论、转圈的年轻人，记住了他们的笑容、他们的诗句、他们眼中灼热的光。
然后，他又亲手、或者说是战争，亲手把这盏灯一盏一盏地吹灭。
每一封阵亡通知书都是一次精准的情感刺杀，不留余地，不给喘息，叫人几乎要喘不过气来。
镜头从林徽因咳血的诗稿上缓缓抬起，转向床边。
梁再冰一直在看，一直再哭，她用手背飞快地擦了一下，又擦了一下，最后索性不擦了，任由眼泪顺著脸颊淌下来，滴在那首写在病榻上的诗上。
那张被泪水模糊的脸，慢慢地、一寸一寸地化开，光线极缓慢地变了，像是时光本身在呼吸。
当她的面孔重新变得清晰时，已经不再是那个站在李庄旧屋里的女孩。
镜头里是1984年、井甜饰演的五十五岁的梁再冰，坐在北平饭店的沙发上，脸上挂著同样的泪痕，同样的表情，只是皱纹深了，头发白了，眼睛里的光沉了。
「我亲手收到了你们所有人的阵亡通知书。」她声音沙哑，「叶大哥，黄大哥，小金陵，铁鹰，老周，清源————还有小舅舅。我母亲写这首诗的时候，以为你们都牺牲了。我们所有人，都以为你们牺牲了。」
她抬起头，看著对面那位头发灰白的「日苯老人」。
「陈大哥，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阵亡通知书会送到我们家？
为什么你在日苯？为什么你变成了五十州关男？为什么————你要等到四十五年后的今天，才来见我？」
陈桂民低下头，沉默了很久，午后的光线在他苍老的手背上跳动，像是另一个时空的呼吸。
「小得螺，那些阵亡通知书————是真的。我们每个人都确实接到了任务，每个人都是抱著必死的决心升空的。」
他抬起头，那双被岁月磨去了所有锋芒的眼睛里，忽然亮起一种奇异的光，「但我们没有死在空战里。」
陈桂民喉结滚动，「我们接到了一个秘密任务，关于之前所说的————」
「虫洞。」
梁再冰的眼泪凝固在脸上。
画面再次晃动、扭曲，1984年北平饭店温暖的阳光像是被一只手猛地拽走，取而代之的是黑白影像颗粒粗糙的灰度。
防空警报再次从远方传来，这一次不是撕裂性的尖叫，而是一种更沉闷、更持久的低鸣，像大地的脉搏，一下一下地，撞进骨头里。
镜头从野猫山苍莽的山脊上缓缓摇过，昆明的东北郊外，层峦叠嶂，云雾缭绕，山间一条隐秘的土路通向深处，路尽头是一排伪装网覆盖的营房。
1939年5月的一个深夜。
八位飞行员被一辆军用卡车从巫家坝机场拉到了这里，车上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问去哪，战争年代，一切都已经习以为常。
卡车在山路上颠簸了近两个小时，拐了无数个弯。
黄栋权靠著的肩陈桂民肩头打盹，金陵始终睁著眼睛，借著棚布的缝隙数天上的星星，林恒借著星光再给姐姐写家书。
卡车终于停下，众人跳下车厢，看到了一片陌生的营地，铁丝网围墙上挂著军事禁区的牌子，哨兵荷枪实弹，岗亭里的灯火在夜风中一明一暗。
他们被带进一间简陋但整洁的会议室。
长桌上铺著地图，墙上挂著巨大的东亚航线图，角落里立著几块黑板，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据。
等待他们的人已经坐在长桌另一侧，面前的搪瓷杯里的茶早就凉了，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
但就是这个人，叫刚刚抵达的八位飞行员呼吸一室！
长桌最末端，坐著一位穿著中山装的文官，赫然便是时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主管军事，参与最高机要的张治中，由陈道名饰演。
台下的井大伯当然懂得张治中出现在电影这个剧情转折中的原因：
他是国党中的一股清流，始终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在皖南事变后也曾上书，痛陈反对撤销新四军番号，更是从盛世才手下营救了众多被囚禁的我党人士，是国党高级将领中唯一没有和我军对敌过的，被称为和平将军。
「你们八个人，是中央航校第八期最优秀的毕业生。」张治中每个字说的每个字都像钉子砸在桌面上，「你们的飞行时间、战术考核、心理评估，都是头名。」
他顿了顿，目光从八张脸上依次扫过。
「把你们叫到这里，是因为有一项任务。这项任务，只有你们能做。」
国党要员站起身走到墙上的地图前，用指挥棒在昆明的位置点了一下，然后沿著一条几乎笔直的斜线，划到了东京。
「昆明到东京，直线距离大约三千公里，沿途全是日占区，任何一个雷达站、任何一架巡逻机发现你们，任务都会失败。」
他将指挥棒杵在地上，转过身来。
「但是，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们从昆明起飞，几分钟之内，直接抵达东京上空，你们愿不愿意飞？」
八个人面面相觑。
这还算问题吗？
但是，这真的能成为一个问题吗？
陈桂民第一个开口，「长官，什么方法？」
张治中凝神从文件袋里抽出一份绝密报告，轻轻摊在桌上。
他的声音温厚清晰，带著浓重的巢湖口音，「诸位同学，我面前的这份报告，源于一个我们至今无法完全理解的物理现象。科学顾问称之为时空涡流或虫洞。简单说，在东海特定海域的上空，存在一条极不稳定的隧道。」
「去年冬天，一枚英国援助的防空气球在野猫山附近失踪，二十四小时后，它的残骸出现在了东京郊外的农田里。」
国党将军抬头，目光从八张脸上依次扫过。
「之后半年，我们做了三次无人试验。用防空气球绑上无线电探空仪，对准野猫山上空的坐标飞进去。三次试验，三次都成功了，几分钟后，东京当地收到无线电信号。」
会议室里落针可闻，只有沉重的呼吸声，飞行员们面色激情，谁都知道这意味著什么！
当然，没有人怀疑这是长官的玩笑，时局如此，张治中地位如此，哪里有什么玩笑的可能。
「诸位，我必要告诉大家，此行的风险也极大！」张治中顿了顿，「你们进入野猫山后会遇到什么，是否有乱流、失速，无人知晓。」
「降落的坐标也无法精确控制，可能会直接出现在天皇居所上空，也可能偏离上百公里，落在千叶的山区、横滨的海面、甚至更远的地方。包括燃油够不够、燃烧弹能不能投下去————这些，我都给不了答案。」
他环视众人，声音低沉而清晰：「你们是军人，国家本可以用命令要求你们。但今天，在这里，我张治中，更愿意把这看作一次郑重的请求。」
和平将军语气诚恳，毫无高高在上的姿态，「请求你们，以凡人之躯，行神明难测之事；以必死之心，为这四万万生灵出一口恶气。」
「此事无关党派，只关华夏，今夜之后，你们的航迹，将是刻在时间轴上的墓志铭，告诉一切来犯之敌：侵略者的罪愆，纵使跨越时空，亦无可恕！」
会议室里，连呼吸声都仿佛被抽走了。
同样的，还有国庆日全国的观众们。
即便大家都知道了这群青年的选择，即便银幕前的观众早已从历史课本、从父辈口中知晓了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即便胜利二字早已铭刻在共和国的基石之上；
但身处1939年这个风雨飘摇、山河破碎的时空，那种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
民族存亡系于一发的巨大忧惧，以及这群年轻人明知必死却毅然向前迈出那一步的纯粹与决绝，依然通过导演精准的镜头、演员精湛的表演和充满宿命感的配乐，如同穿越时空的洪流，重重地撞击在2015年每一位观影者的心脏上。
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这是电影，更是历史。
历史上，真的有这样一群年轻人，有无数的革命先辈，就这样一脚迈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愿往！」
「愿往！」
「愿往————」
没有激昂的呐喊，没有额外的誓言，只是一声声没有丝毫犹豫的回答，字字铿锵地敲打在机密会议室的墙壁边，也敲打在历史的脊梁上。
在接下来的战术安排中，八架霍克—3会拆除机身后座自卫机枪，减轻重量，挂载燃烧弹，每架配发简易指南针、手绘东京周边地图、以及一份标明虫洞入口坐标的飞行简令。
起飞顺序为陈桂民第一，金陵第二，叶鹏飞第三，王铁鹰第四、黄栋权第五，周焕章第六，赵清源第七，林恒第八。
老大哥陈桂民开道，班里的王牌飞行员林恒压阵，如果前面的兄弟不测，至少在吸引力敌军火力后，能够给他创造最好的轰炸天皇居所的条件。
直至此时，无人能够想到命运是如此的事与愿违。
大银幕镜头切转，1940年某夜，野猫山。
第一个出发的陈桂民驾驶满载炸药的霍克—3，在战友们的目送下，义无反顾冲入山巅诡异旋转的浓雾。
剧烈颠簸与强光后，他发现自己仍在夜间空中，但下方地形陌生。
燃料将尽，陈桂民试图寻找地标，最终在东京以西约20公里处迫降坠毁，被爆炸抛飞。
不知过了多久，他在一户日苯农家的榻榻米上醒来，因为提前熟习了日语和生活习惯，但救他的老农夫妇因军服残片，误以为他是遭难的帝国飞行员，予以收留。
陈桂民很快发现自己身处1942年，战争正酣。
无奈之下，他不敢、也没有办法贸然联系国内，于是做出了痛苦的决定：
隐藏身份，活下去，等待后续的兄弟，他努力地融入当地，内心日夜煎熬。
从此，陈桂民开始了最孤独的守望。
1945年3月9日深夜，美军太平洋战区轰炸机部队司令柯蒂斯·李梅下令实施「火牛行动」，翌日，第21轰炸机司令部的334架B—29轰炸机从塞班岛、提尼安岛和关岛起飞，低空夜袭东京。
机群卸除了除尾炮以外的全部自卫武器以增加载弹量，向东京市中心倾泻了超过2000吨M—69凝固汽油燃烧弹，41平方公里城区被一夜毁，约10万伥鬼丧生火海。
此时，已经化身普通工人的陈桂民看得目瞪口呆，心里一阵快意的同时，很快也迎来了自己的痛楚。
因为他看到了一架霍克—3战机，如同扑火的飞蛾，拖著黑烟，决绝地冲进了那片人间炼狱的中心区域！
那是金陵！
陈桂民跪倒在地，向著火海嘶吼，声音淹没在爆炸与狂风中。
大银幕的画面中，现代战争的地狱火海与一架老式战机的悲壮闯入，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在场观众的抽泣声此起彼伏，不但因为这以卵击石的悲壮牺牲过于惨烈，也因为路宽饰演的这位金陵，本身就代表著那段被日寇铁蹄践踏、被屠城惨案所凝固的民族血泪。
他驾驶那架属于1939年的老式战机，义无反顾地撞向1945年东京的钢铁与火焰，这绝不仅仅是一个飞行员的复仇。
他是金陵三十万冤魂的执念，是历史创伤凝聚成的复仇之剑，是所有未能瞑目的先辈们，在穿越了战争的漫漫烽火后，终于在敌国本土上空，以最惨烈、也最决绝的方式，完成的真正的「东京审判」。
哪怕是在虚构的电影中。
金陵的牺牲，让历史的伤口在仇敌覆灭的前夜轰然绽开，也让银幕前的每一位同胞，在极致的悲痛中，感受到了一种贯穿历史的、沉重而复杂的震撼。
陈桂民孤独又绝望的守望，还在继续。
1951年，已成小商人的他在报纸上看到「不明老式飞机坠毁」的新闻，地点在北海道。
他匆匆赶去调查，在警方物证照片中，确认了残骸属于霍克—3，并发现了叶鹏飞的怀表，陈桂民偷偷收殓了无法辨认的遗骨。
1959年，东京报纸登载了一则不起眼的短讯：
群马县山区发生坠机事故，一架来历不明的老式双翼表演机撞山起火，机身尽毁，飞行员尸骨无存。
已经在当地小有成就的陈桂民当然是炮制新闻的幕后黑手，但只有他自己能领略的痛苦，是那个能闭著眼睛拆装机枪的机械天才王铁鹰，最终把自己摔成了山壁上的一摊焦痕，连一块骨头都没留给他来收。
1970年初，已创立「大通株式会社」的「五十州关男」，在东京湾听到小道消息：一架老式飞机在晴空突然出现，随后失控坠海。
他动用关系秘密救起了昏迷的黄栋权，兄弟重逢，两人抱头痛哭，此时梁佳辉饰演的陈桂民已经年过半百，但辛柏青饰演的小提琴手黄栋权的时间感停留在1940年，一时间无法理解世界的巨变。
陈桂民告诉他：「战争在我们离开几年后就结束了，我们胜利了。」
黄栋权在得知祖国最终赢得了战争、民族没有灭亡时，先是放声大哭，继而死死抓住陈桂民的肩膀，「他们还活著吗？我们还能等到他们吗？」
陈桂民将自己收藏的金陵、叶鹏飞、王铁鹰的纪念物一一拿出，除了叶鹏飞的怀表，其多为飞机残骸，辛柏青饰演的黄栋权瞬间崩溃。
伴著他伤心的呼号，窗外东京湾的海面波光粼粼，平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O
在崩溃中，黄栋权终于明白，那个虫洞不仅撕裂了空间，更撕裂了时间。
每一个穿越它的人，都被抛入了不同的坐标、不同的年份，如同一把散落在命运长河中的骰子。
他们能做的，只剩下等。
等一个也许永远不会来的兄弟，等一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到来的重逢。
这便是时空的诅咒一活著的人，比死去的人更加煎熬。
因为另一个兄弟的重逢，更因为在东京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陈桂民终于获得一定经济能力与地位，有了同国内联络的条件。
他们决定联系当初给自己发布任务的张治中将军。
但很可惜的是，张治中在解放后被劝降，率团停留在大陆，但在那段岁月中溘然长逝，撒手人寰不过半年多。
绝望如同东京湾深不见底的海水，彻底淹没了两人。
与张治中这条线的彻底断绝，意味著他们与故国、与那个赋予他们使命的时代之间，最后一道可以追溯的纽带，「啪」的一声，断了。
他们成了真正的、被双重流放的幽灵。
既被隔离在敌国的土地，也被放逐在时间之外。
泛黄的合影，那些用生命守护的信念，此刻都变成了无人认领、也无法安放的遗物。
他们拥有未来，却失去了归途，呼吸著和平年代的空气，灵魂却永远困在了1
940年野猫山那个离别的深夜。
从此，天大地大，再无一人知晓他们是谁，为何而来，又为何在此挣扎苟活。
这种被世界彻底遗忘的虚无，比死亡本身，更令人窒息。
《轰炸东京》进入尾声的这一段，甚至要比此前的家国大义更加令人催泪，观众们无不痛惜这两位幸运地存活、却生不如死的英雄飞行员，对他们视自己如同孤魂野鬼的恸哭，感同身受。
终于在1984年，又一位兄弟罹难后，借著影片开头两国关系蜜月期的契机，陈桂民让黄栋权留在东京守候，自己坐上了回到故土的代表团班机。
北平饭店的会议室里，午后的阳光在地毯上移动了寸许。
漫长的诉说与更漫长的哭泣似乎都已过去，空气中只剩下沉重的寂静。
两条自1939年昆明龙头村分岔的时空支流，在各自奔涌、历经了无数惊涛骇浪与干涸断流后，终于在这间洒满1984年秋阳的房间里，缓慢而艰难地汇合在了一起。
井甜饰演的梁再冰几乎要哭干了眼泪，她沉默了许久，继而问了一个与所有宏大叙事、国雠家恨都似乎无关的问题：「黄大哥————他后来，还拉小提琴吗？」
这个问题像一把最温柔、也最锐利的刀，猝不及防地刺穿了陈桂民用几十年时光、用商海沉浮、用无数个失眠之夜筑起的心防。
那些被刻意尘封的属于昆明小院的琴声、阳光、笑声，伴随著辛柏青饰演的黄栋权微微歪著头、专注调弦的模样，轰然涌回。
陈桂民以为自己的心在守望与失去中早已石化，此刻却感到一阵尖锐的、几乎让他喘不过气的酸楚。
神州大地的无数国人，在此刻再次泪崩。
陈桂民没有抬头，只是缓缓地摇了摇头。
这个动作本身已经诉尽了一切，关于战争、关于流亡、关于被时间诅咒的孤独，以及那些曾经鲜活美好的事物，是如何在残酷的现实中一点一点湮灭，连最后一点温柔的微光，都无法存留。
梁再冰看著他的反应，没有再追问。
她深吸一口气，忽然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支笔和一本便签，继而翻到空白页，开始飞快地写下一串数字和简单的算式，嘴唇无声地翕动著，计算著什么。
「陈大哥，你是一九四二年抵达东京的，金陵是一九四五年，中间隔了三年」
梁再冰的声音恢复了平素的冷静，带著一种新华社编辑处理信息时的条理感，她写写画画，时而停顿，时而蹙眉。
陈桂民默默地看著她，看著她与记忆中那个在院子里转圈的小女孩重叠，又分离，最终变成一个用理性与悲痛共同对抗命运的、坚韧的知识女性。
几分钟后，梁再冰停下了笔。
她抬起头看向陈桂民，眼神里有一种深深的无力。
「按照这个间隔，以及你们八个人的穿越顺序————」梁再冰的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下一个出来的赵大哥是2002年左右，最后是我小舅舅。」
2002年。
这三个字，像一道无声的惊雷，炸响在两人之间，也炸响在银幕前所有观众的心中。
那一年，中国历经多年谈判，终于加入了WT0，更深地融入了世界经济的潮汐；
那一年，北平成功获得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举国欢腾，一个民族的百年奥运梦照进现实，整个国家的精气神为之一振，自信与开放的步伐愈发坚定有力。
那是一个充满希望、蓄势腾飞的年份开端。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属于崛起、属于庆典、属于光明未来的时间坐标上，却有一个被时间诅咒了六十多年的孤魂，一个从1939年烽烟中走出的英雄，将要背负著所有的牺牲、守望与未竟的使命，再一次闯入绝望的未来。
观众们的心，再次被狠狠地揪紧了。
同样的，还有2025年的林恒，那个叫亲姊林徽因呕血写诗的主人公。
陈桂民听著梁再冰的推算，脸上的皱纹在光影下仿佛又深凿了几分。
他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所以，所以我必须要回来。」
「我和你黄大哥，年纪都太大了————东京湾的风湿入骨，栋权他坠机时本就受了重伤，连我也不如。」
「我们或许————或许能勉强撑到2002年，在东京湾边等来清源，但2025年，你小舅舅林恒出来的时候————」
陈桂民顿了顿，喉咙里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几次试图继续，却没能发出声音O
那双看惯了商海沉浮与历史烟云的眼睛，此刻竟罕见地流露出一种无助的、
属于垂暮老人的茫然。
他不知道该如何说下去，更不知道该如何嘱托。
难道要对著眼前这个同样年过半百，已为金陵、叶鹏飞、王铁鹰、周焕章流过太多眼泪的小得螺说：「请替我们记住，等我们死了，替我们接著等下去，替我们————不要忘记我们」？
这太残忍了。
这比让他们在战争火海中死去，更加残忍。
陈桂民最终只是抬起眼，目光越过梁再冰，投向窗外北平秋日高远却寂寥的天空，声音轻得仿佛自言自语：「我们————在东京湾边守了几十年。有时候觉得，那不像是在等兄弟，更像是在————守墓。守一座没有墓碑、也没有人祭扫的，时间的坟。」
「守著我们自己————迟早也会躺进去的，那个位置。」
他转回视线，看著梁再冰，眼神里有一种深不见底的哀恸与恐惧，那是一个战士面对千军万马时也未曾有过的恐惧：「但是如果不告诉你，小得螺————这世上，就真的再没有一个人，知道野猫山的那一夜，知道我们八个人为什么消失，又散落在了哪里。」
「一个人的死亡，不是呼吸停止，而是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也把他忘了。
「」
「我们是军人，为国尽忠，虽九死其犹未悔，可我们————也是人。」
梁佳辉的演绎在此刻极度升华，他的声音猛得颤抖起来，终于说出了那句最深处、也最脆弱的话：「我们不怕被炸碎，不怕被烧成灰————我们怕被忘得一干二净，怕自己到最后————真的成了无主无姓、无人知晓的————孤魂野鬼。」
昔日这位面临家国大义敢于第一个签下生死状的英勇青年，此刻像一个无助的孩童，在当初那个小妹妹「小得螺」的怀里哭泣著。
电影至此，银幕上那八位曾意气风发、在昆明阳光下朗诵《少年中国说》的飞行员形象，完成了最深刻、也最令人心碎的转变。
观众看到了他们接受任务时的慷慨果决、义无反顾；
更看到了时间洪流冲刷下，幸存者内心深处那份属于普通人的、对被彻底遗忘的巨大恐惧与卑微祈求。
不止是中国观众，韩日乃至整个亚洲凡在华夏文化薰陶下的人们都很能理解的这种恐惧：
魂无所依，祭无所享，是为至悲。
陈桂民们不怕牺牲，却惧怕牺牲得毫无声响，惧怕自己连同那段历史，一起沉入永恒的、不被记忆的黑暗。
这比任何战场上的死亡，都更能刺痛银幕前每一个同胞的心。
台下的张一谋眼前一片模糊，他心知肚明的是，正是这种对人性最幽微处的凝视，让《轰炸东京》与其他主旋律电影拉开了本质的距离。
这使得它成为了一件真正的艺术品，而不是文化工具。
太多同类作品习惯于将英雄供上神坛，只展示其慷慨赴死的壮烈，却不敢触碰他们作为凡人的恐惧与脆弱。
仿佛英雄一旦怕了、一旦渴望被记住、一旦在深夜独自流泪，那层镀金的光环便会剥落。
但路宽偏要揭开这层光环。
他让陈桂民亲口说出我怕被忘掉，让黄栋权抱著摔裂的小提琴无声痛哭，让那些曾在昆明阳光下朗诵《少年中国说》的年轻人，在时间的流放之路中活成了害怕被遗忘的普通人！
夫勇者，非无畏，畏而不避，壮士也。
陈桂民在故土停留了近一个月。
他去了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长久伫立；
去了翻修过的故宫，在那些梁思成夫妇曾竭力守护的殿宇间徘徊；
他甚至悄悄去了一趟昆明，龙头村早已不在，但那棵老桉树似乎还在。
更多的时候，他是和梁再冰在一起，不说什么，只是静静地坐著，看她工作，听她讲这些年国家的变化，仿佛要将错过的时光，压缩进这短暂的相聚里汲取温暖。
但他终究还是得走。
离开前夜，陈桂民对年过半百的小妹妹道：「我得回去，栋权一个人————守不住。清源，还有你小舅舅，他们回来时，总得有人接他们。」
当然，有了梁再冰这个坚实的锚点，陈桂民和黄栋权在东京的守望，似乎不再完全是漫无边际的漂流。
他们有了一个可以分享回忆、传递消息、并共同保存那些存在证明的亲人。
这份联结微弱却真实，像黑夜海上的灯塔，让两个老人在无尽的等待中，抓住了一丝慰藉。
2002年秋，一个台风过境后的清晨，薄雾弥漫。
第七名飞行员，胡戈饰演的赵清源匆匆地来了，又匆匆地走了。
也是在这一年过后，时隔近半个世纪，黄栋权再次踏上了祖国的土地，见到的却不是记忆中那个最喜欢听你自己拉小提琴的林徽因，而是已生华发的「小得螺」。
梁再冰像小时候一样，紧紧抱住了这个瘦削的老人。
黄栋权浑身一颤，继而将头埋在她的肩头，发出一声压抑了六十三年、混合著无尽乡愁、委屈的哀恸呜咽。
兄妹二人在洒满落叶的院子里抱头痛哭，仿佛要将一生流离的泪水一次流干。
这次相聚短暂，黄栋权放不下东京独自坚守的陈桂民和不知何时会归来的林恒，他将自己这些年重新捡起、却再无勇气弹奏的小提琴留给了梁再冰。
临别前，应梁再冰的请求，他时隔半个世纪，再次拉响了《送别》。
镜头在呜咽的琴声中微微晃动、失焦，小提琴手黄栋权的手指在琴弦上颤抖地移动，琴弓拉出的旋律不复当年的流畅优美，音色喑哑得像一个老人在咳嗽。
《送别》的曲调，在这座静谧的四合院里，断断续续、却又顽强地流淌开来。
梁再冰站在他身旁，几乎是用气声跟著那破碎的旋律哼唱起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11
随著歌声，镜头开始快速、却又充满情感地闪回。
1939年的小院里，年轻的黄栋权坐在桉树下，身姿挺拔，琴弓稳定，七个兄弟围坐在四周，小得螺还在不知疲倦地转著圈，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妻笑看著这一切。
所有这些画面，都伴随著此刻四合院里那苍老颤抖的琴声与沙哑的哼唱，如同被时光浸透、又被泪水模糊的老胶片，在观者眼前掠过，最终定格在黄栋权布满老年斑的的手部。
泪眼婆娑中，辛柏青饰演的黄栋权蓦然哀声：「林老师说的对，那时候————
我们还不懂什么叫《送别》————」
风从树梢上吹过来，把地上最后几片落叶卷起来，打了个旋，又轻轻放下。
黄栋权走了。
但从此，这世上便有了三个在不同地点、却怀著同一份记忆与期待，在默默等待最后一个亲人的人。
陈桂民，黄栋权，梁再冰。
他们是一个特殊家庭中被时空撕裂的纽带，共同守护著一个跨越世纪的秘密与承诺。
这份等待依然漫长，依然充满未知的痛楚，但至少，孤坟不再无人祭扫，孤魂不再彻底无依。
这微弱的三点星光，在浩瀚的时间黑夜里，成了彼此，也成了那段历史，稍可依凭的慰藉。
影片至此，情节张力与情感积累已至顶峰。
观众们的心情如同坐过山车，经历了热血、悲壮、漫长的孤寂与稍许的慰藉后，所有的悬念与期待，都不可避免地聚焦于最后一幕一—
2025年，最后一个飞出虫洞的王牌飞行员林恒，他将会面对什么？他将如何抉择？
从2015年国庆之夜的当下展望，十年后的中国与世界，无疑会是另一番格局。
祖国的崛起之势已不可阻挡，经济、科技、国际影响力都将达到新的高度，民族自信与精气神也将更加饱满。
但与此同时，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博弈、历史问题的延续与发酵，也必然存在。
这样一个强大而复杂的未来，与一个来自1939年、背负著国雠家恨与牺牲战友全部期望的王牌飞行员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场内部分没有提前观影的中外导演、资深影评人，尤其是那些了解路宽创作风格和庙堂尺度的业内人士，心中都开始盘旋一个巨大的问号：
结局，究竟会怎么拍？
如果按照传统战争片或复仇叙事的逻辑，让林恒在2025年的东京成功投下燃烧弹，完成物理意义上的「轰炸东京」，固然能满足一部分观众的情感宣泄。
但这无疑会使得影片从一部深沉的历史悲歌与人性寓言，滑向一种略显过火的民族主义幻想与战争呼吁。
这不符合路宽国际导演的身份，也背离了影片此前铺垫的、对战争创伤与人性脆弱的深刻反思，更与张纯如开场时阐述的基调相悖。
以庙堂此次高规格支持但不干预的姿态来看，也绝无可能允许一部真正呼吁战争的电影在大会堂这样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地点首映，更别提高调邀请亚洲各国使节观看。
然而，如果不让林恒完成「轰炸」，前面如此长时间积蓄的国雠家恨、战友牺牲、漫长守望所形成的情感洪流，又将导向何处？
如何设计最后一个情节，才能既承接前面所有的悲怆与重量，又不陷入简单的暴力复仇，完成主题的最终升华与情感的终极抚慰？
这几乎是摆在导演路宽和所有观众面前的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但正因如此，结局的揭晓，才充满了致命的吸引力。
所有人都屏息凝神，等待著银幕上，导演路宽会给出一个怎样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答案，来为这部注定载入史册的电影，画上一个足以匹配其深度的句号。
镜头在低沉的旁白与舒缓而略带伤感的钢琴旋律中推进。
岁月的车轮滚滚向前，碾过无数个体的悲欢，也推动著一个古老国度不可逆转的复兴征程。
自2002年那个秋日离别后，又是七年光阴悄然流逝。
2009年，初秋，北平。
早已退休的梁再冰在家里接起电话，听筒那头，是陈桂民苍老又异常平静的声音。
他说，他和栋权商量好了，想回来，回祖国看看。
不是偷偷地回，是想————正大光明地，站在阳光下，看一看。
「我们————没多少时间了。」陈桂民的声音透过越洋电话，带著电流的杂音，却字字清晰，「我们想去看看天安门，看看国庆六十周年的大阅兵，看看现在的祖国，是什么样子。」
他顿了顿，声音里带著一丝近乎孩童般的、小心翼翼的祈求：「小得螺，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了。」
电话这头，梁再冰握著听筒，哽咽溢出喉咙。
她哪里忍心拂逆这两位哥哥此生最后，或许也是唯一的夙愿？
动用了一切能动用的关系，以极其隐秘且稳妥的方式，梁再冰为两位身份特殊的老人安排好了归国的一切。
他们将以「长期匿名向国内教育、抗战老兵救助基金大额捐款的国际友好人士」这一经过真实的身份，获得登上城楼西侧观礼台的资格。
现实世界中，这一天导演路宽也因为地陷天塌时的义举和奥运功绩，被邀请观礼（543章）。
2009年10月1日，上午，晴空万里。
此处，补天映画以其登峰造极的特效技术，将梁佳辉与辛柏青两位演员的形象，天衣无缝地「嵌入」了真实的历史影像资料之中。
他们穿著整洁但略显过时的中山装，站在西观礼台靠后的位置，与周围真实的观礼嘉宾融为一体，仿佛本就属于那个历史性的时刻。
陈桂民拄著拐杖，站得笔直，如同当年在航校接受检阅；
黄栋权身体更弱些，坐在轮椅上，由梁再冰轻轻推著。
两人都戴著深色墨镜，遮住了大半面容，也遮住了那无法抑制的、剧烈翻涌的情绪。
当国旗护卫队迈著铿锵步伐走过金水桥，当雄壮的国歌响彻云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两位老人藏在墨镜后的眼眶瞬间红了。
徒步方队、装备方队依次通过，钢铁洪流，气势磅礴。
每当解说员报出那些陌生而强大的装备名称时，陈桂民都会下意识地轻轻点头，黄栋权则会低声重复一两个关键词，仿佛在确认一个遥远而辉煌的梦。
大阅兵的氛围逐渐推向高潮，当战略飞弹方队那庞大的载车，如同移动的山岳，带著碾碎一切来犯之敌的威严，缓缓驶过长安街时，整个广场的气氛达到了顶点。
解说员充满自豪与力量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来：「————现在驶来的是东风—31A洲际弹道飞弹方队！这是我军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强盾牌！」
「它的最大射程超过一万一千公里，可覆盖全球所有主要战略目标，是我国战略核力量的基石，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
「东风！东风！」
在欢呼的人群中，陈桂民和黄栋权像是孩子般手舞足蹈，他们摘下了墨镜，贪婪地望著那面鲜红的旗帜和国之重器，仿佛要将这一幕刻进灵魂深处。
当最后一个徒步方队踏著雷霆般的步伐通过，广场上激昂的进行曲骤然转为高远的旋律，远处天际线传来低沉而威严的轰鸣，如同远古巨龙的苏醒。
「现在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的，是空军航空兵空中梯队！」
解说员的声音充满自豪，「他们代表著人民空军迈向战略空军的铿锵步伐，是保卫祖国领空不受侵犯的蓝天钢铁长城！」
首先掠过的是领队机梯队，八架歼—10战斗机拖著红、黄、蓝三色彩烟，如同在碧空铺开一道绚丽的彩虹桥，精准地通过广场上空。
阳光在银灰色的机身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陈桂民和黄栋权坐在轮椅上，不约而同极力地仰起头，脖颈上松弛的皮肤绷紧，浑浊的眼睛努力地睁大，追随著那些在阳光下充满力量感的现代战鹰。
他们的呼吸变得急促，胸膛微微起伏。
那不再是他们熟悉的、带著帆布机翼和开放式座舱的霍克—3，而是蕴含著尖端科技的钢铁猛禽。
强大！自信！不可侵犯！
这一刻，没有言语，只有两行浑浊的浊泪，无声地从英雄飞行员满是沟壑的脸颊滚落上。
梁再冰一手轻轻搭在陈桂民颤抖的肩膀上，一手扶著黄栋权的轮椅背，同样泪流满面。
她知道哥哥们看到了什么。
那是他们用一生孤寂守望、用兄弟鲜血祭奠、终于能够看见的，祖国的未来之翼。
音乐在此刻变得极其舒缓，悠远，带著一丝恍惚的梦境感。
突然，镜头猛地切入陈桂民的主观视角，一切都发生了诡异而宁静的变化。
补天映画在这里采用视觉溶解与图层叠加的技术，2009年晴朗的北平天空，如同被滴入墨水的清水，色彩开始荡漾、褪色。
那些拖著彩烟的歼—10的清晰轮廓，在陈桂民恍惚的视线中，开始重铸。
鲜艳的彩烟褪为战时的硝烟与灰尘的色调，流线型的金属机身变得复古，赫然便是老式双翼机的粗粝线条，银灰色的涂装斑驳脱落，露出记忆中熟悉的霍克—3的黄绿色迷彩。
整个转换过程如同记忆倒流般的视觉魔术，充满了不真实感与时空错位的震撼。
几乎在同一瞬间，黄栋权的主观视角也迅速切入。
他眼中的世界同样在崩塌与重构，广场的欢呼人群、飘扬的红旗、巍峨的城楼，如同被一只无形的手抹去的沙画，迅速淡出。
取而代之的是灰蒙蒙的、波涛起伏的东京湾海面。
两人坐在轮椅上，但身处的背景已从2009年的北平，变成了2025年初春某个阴郁清晨的东京湾畔。
就在这片被置换的、充满错位感的天空下，那架由歼—10变成的霍克—3战机，机身涂著伪装的日寇标志，正摇晃著、挣扎著，从薄雾与晨光交织的天际线处，歪歪斜斜地杀了出来！
扮演者张震目光冷峻如鹰，紧抿的嘴唇透出视死如归的决绝，即便穿越了近百年的时空错乱，那双眼睛里依然燃烧著1939年昆明阳光下的炽热！
王牌飞行员林恒，此刻终于抵达敌国心脏，亮出了最后的獠牙！
阅兵式的礼炮和欢呼，在两位老人耳中变成了东京湾港口轮船低沉的汽笛，穿透迷雾传来。
大会堂放映厅内响起一片压抑的惊呼。
这不是观众们受到惊吓，而是对如此大胆、直接地将不同时空、不同心境并置缠绕的视觉呈现感到震撼与错愕。
镜头语言在此刻成为了角色内心世界最直观的投射。
「呜！」
黑暗中，不知道多少人拍案叫绝！原来他要这么拍！
在两位老人面对东风、歼—10以及祖国繁荣昌盛的极度兴奋与慰藉中，最后一个兄弟林恒在他们的幻想世界中出场了。
镜头中，梁佳辉饰演的陈桂民浑身开始剧烈地颤抖，在现实与幻觉的交界处，他猛地挣脱梁再冰搀扶的手，挣扎著从轮椅上站了起来。
老人家枯瘦的手指向天空中那架只有他和黄栋权才能看到的，孤零零的霍克—3，嘴唇哆嗦著和身边的战友一起，发出了艰涩的呼喊。
「战争结束了！我们胜利了！中国人永远不会被欺负了！」
「林恒！林恒！」
「返航！返航！」
声声泣诉，句句啼血！
陈桂民和黄栋权两位老人，此刻已经分不清眼前的幻想与阅兵的现实，也不忍看到同胞和战友在和平年代做无谓的牺牲。
蓦然间，一段熟悉而苍凉的小提琴旋律如叹息般极轻极缓地响了起来，《送别》响起。
这一次，没有歌词，只有琴声。
琴弓擦过琴弦，每一个音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跋涉而来，苍凉，喑哑，却无比坚韧。
大银幕画面慢慢褪去了颜色，变成一段剪影：
1939年，昆明，龙头村。
桉树下的院子里，八个穿著飞行夹克的年轻人站成一排，笑著，闹著，小得螺在一旁不知疲倦地转著圈。
剪影退化成为凝固的照片，很快渐变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行行浮现的字迹，如同铭刻在时光之碑上。
刘伊妃母子、母女三人在影片的最后用自己的声音出场，温柔而沉静地诵读了这段尾记：
他们为一场早已结束的战争，飞行了整整一生。
但他们从未忘记自己是谁，也从未忘记自己为何出发。
谨以此片，献给所有为中华民族独立富强而艰苦奋斗的人。
（全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