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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9章：尘埃与土地（上）(第1/2页)
周明远把辞职信拍在董事会桌上的那一刻，会议室里十一个人的表情像被按了暂停键。
“我不是辞职。”他把信纸翻过来，背面是空的，一个字都没写，“我是告诉你们——要么罢免我，要么跟我走。没有第三条路。”
中育集团北京总部的大会议室里，落地窗正对着长安街。东三环的车流在十一月的薄雾里缓慢蠕动，像一条生了病的钢铁蚯蚓。暖气开得太足，坐在长桌尽头的一个董事松了松领带，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油汗。
“老周，你疯了。”说话的是副董事长孙茂才，中育的二号人物，也是旭化成收购案最积极的推动者。他手里拿着一份装订精美的文件——东京寄来的正式收购要约，封面烫着旭化成制药的银色银杏叶标志。与笑笑学校那棵银杏树的叶子不同，这个标志是压印的，摸上去有凹凸感，冰冷、精确、每一片叶子的角度都经过黄金分割计算。
“旭化成的报价比市值溢价百分之三十五。我们十二个人，每个人套现至少能拿三个亿。三个亿，老周——你教了一辈子书，见过三个亿长什么样吗？”
周明远没有看他。他把目光投向窗外，长安街对面，一座老式苏式建筑的外墙上爬满了枯藤，叶子已经落尽了，只剩褐色的藤蔓在灰砖上画出密密麻麻的纹路。像血管。像一张被遗弃在墙上的蛛网。
“我见过。”他说，“三天前在杭城，有个年轻人请我吃了一颗大白兔奶糖。五分钱。”
会议室里有人笑了，很短促的一声，像被踩了尾巴的猫。
“我用了三天去想那颗糖值不值五分钱。”周明远转回头，把手里那份战略转型方案——他三天前给林凡看过的那份黑色文件夹——扔在桌上，文件夹滑过半张桌面，停在孙茂才面前，“结论是：不值。它值三个亿。”
“我做了二十年教育，开了四千所学校，教了四百多万个学生。我让他们背单词、刷真题、记公式，告诉他们考不上好大学就没有好人生。二十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在做教育——直到三天前。一个八岁的女孩画了一棵树。树冠画歪了，树枝伸出了大树的荫凉。她在那幅画下面写了一句话：‘歪的树枝也是树枝。它会自己往太阳那边长的。’”
他停顿了一下。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暖气片里水流的声音。
“那个女孩叫林笑笑。她爸叫林凡。他教会我一件事：教育不是盖楼，是种地。盖楼的人怕风怕雨怕地震。种地的人什么都不怕——只怕没人愿意下地了。”
周明远把西装外套脱下来，搭在椅背上。里面穿着一件灰色的鸡心领毛衣，袖口有缝补过的痕迹，补得很整齐，针脚细密——是他妻子补的，补了三年了，他不肯扔。
“你们可以罢免我。按照公司章程，罢免董事长需要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你们有十一个人，我只有一个。票数够了。但我告诉你们——我手里有中育百分之三十四的股权。被罢免了我还是第一大股东。我会用股权逼你们改选董事会，改选完了再推行转型。你们拖一天，我陪你们耗一天。我今年五十七了，耗到六十岁退休。你们耗不耗得起？”
没有人说话。
孙茂才的脸在暖气过热的空气里慢慢涨红，像一块放进温水里的冻肉。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把那份收购要约翻过来，背面朝上扣在桌上。
“投票吧。”周明远说，“别浪费时间。我还要赶飞机。”
“去哪？”
“杭城。”
“去杭城干什么？”
周明远拿起搭在椅背上的西装外套，从内袋里抽出一张对折的纸——不是机票，是一份传真件。纸张很薄，是热敏纸，边缘已经微微卷曲。他把传真展开铺在桌上，用手指抹平卷角的地方。
“今天早上收到的。笑笑实验学校、新苗农民工子弟学校、向阳留守儿童寄宿学校、启明星自闭症特教学校——四所学校联合发起的省级教育创新示范区，昨天通过了中期评估。评估组给的评语只有一句话：‘教育公平的浙江样本。’”
他把传真推到桌子中间。
“他们要做一个产教融合示范基地。不是补习班，是面向工厂子弟、农民工子女、留守儿童的职业技能启蒙。需要课程体系，需要师资培训，需要覆盖三百二十个城市的网络——这些你有吗？旭化成有吗？你们拿三个亿去套现，能套出这些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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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育有。”
他把手按在那份传真上，指节粗大，手背上有几块淡淡的老年斑。这只手写了二十年的教案，签过无数份收购协议，批过无数张财务报表。此刻按在一张薄薄的热敏纸上，微微发抖。
“我不辞职。你们也别想罢免我。我把话放在这里——谁愿意留下跟我一起转型的，我让出百分之五的股权，设员工持股池。谁想走的，按市值加十个点溢价回购，我亲自送他出门。”
“选。”
三个月后。
杭城城北，原中育集团旗下最大的K12培训中心——三层楼，四十间教室，能同时容纳一千二百名学生——挂上了一块新牌子。
没有揭牌仪式。没有剪彩。没有领导讲话。只有一个穿着灰色夹克的五十七岁男人，在寒风中站在门口，亲手把旧牌子摘下来，换上新牌子。螺丝拧了三次才拧紧——他手指冻僵了，螺丝刀滑了两次，在手背上划了一道浅浅的白印。
新牌子上写着：“产教融合示范基地·杭州城北站。”
首批学员是隔壁电子厂的工人——三班倒的生产线上拧了十年螺丝的人，手掌粗糙得像砂纸，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掉的机油。最小的一批学员十八岁，刚从中专毕业，被学校推荐进厂实习，一个月工资八百块。最大的一批学员四十五岁，和讲台上的老师同岁，坐在最后一排，把老花镜推到额头上，用铅笔头在笔记本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记。
第一堂课是电工基础。讲台上的老师不是中育原来的金牌讲师——那些教奥数、教英语、教考试技巧的“名师”，在转型方案启动的第三周就集体跳槽了。留下来的是一个五十三岁的老工程师，在杭城电力局干了三十年，退休后被周明远亲自上门请来。请了三次。
第一次去，老工程师以为他是骗子。第二次去，老工程师说“我教了一辈子徒弟，还用你来教我教书？”第三次去，周明远带了一盒茶叶——不是名茶，是他自己家里喝的龙井碎末，三十块一斤。两个人坐在老工程师家的阳台上喝茶，从下午喝到天黑，从电工证考试大纲聊到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第二天，老工程师来上班了。
没有KPI，没有续报率考核，没有家长投诉。教室后面贴着一张手写的课程表，字很丑，但很清楚：周一电工基础，周二钳工实操，周三晚上是自愿参加的英语角——用的教材不是新概念，是中育和笑笑集团联合编写的《工厂英语三百句》。第一句不是“Howareyou”，是“请戴安全帽”。
周明远站在教室后门外，透过门上的小玻璃窗往里看。教室里的灯管有一根在闪，明灭的频率和心跳差不多。有人举手提问，老工程师走过去，弯下腰，把自己的万用表放在桌上，手把手教他怎么测电阻。那个画面让周明远想起二十年前——他刚创办中育，自己站在讲台上教英语。教室是租的，黑板是水泥墙刷黑漆，粉笔是整根买来自己锯断，锯到一半锯歪了，斜口刮破了手心，血滴在粉笔上，把白色的粉笔染成了淡粉色。
那时候他记得每一个学生的名字。
后来他忘了。
“周总。”秘书小陈从走廊那头快步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份报纸，“秦雪的那篇报道发了。”
周明远接过报纸。《南方周末》，头版，但不是头条。头条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秦雪的文章在第四版，标题横跨两栏——
《从“焦虑贩卖”到“能力建设”：一个百亿教培帝国的转身》
标题下面配了一张照片：城北基地的教室，老工程师在教电工实操。照片拍的是侧面，讲台上有两个万用表，一个旧的，一个新的，旧的漆面磨掉了大半，露出里面的铝壳。
周明远没有看正文。他把报纸折好，夹在腋下，转身往楼梯口走。走了几步停下来，抬头看走廊墙上挂着的旧照片——中育集团历年年会的集体合影，从最初的二十个人到后面的两千个人，照片越拉越长，人脸越来越小。二〇〇三年的那张在最中间，他站在第一排正中间，头发还是黑的。
他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把墙上这些照片都换了。”他说，“换学员的作品——焊工证、电工证、钳工等级证书。什么好看挂什么。”
秘书愣了一下：“周总，那些还没考下来呢。”
“那先把考证倒计时挂上去。挂最大的那张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