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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阿珍的故事》时，郑鸿虽然觉得故事很好，阅读过程很愉快，但他其实没觉得这个故事很勾人。
至少看完杨乐怡交来的那三万字时，他没觉得意犹未尽看不够，很平静地放下了这个故事。
不止郑鸿，吴文轩也是如此。
所以新一期的杂志发行上市前，他们一致认为这个故事不错，但爆火很难。
甚至，他们都没指望杂志能靠这个故事吸引到新的读者，能让老读者们有段愉快的阅读体验，愿意继续购买下一期杂志就很好了。
有这样的想法，不仅是因为《华侨文阵》办了二十多年，却始终没有大火过，至今仍属于小众的文艺刊。
他们这些在文化社工作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老员工，也许入职初期有过远大梦想，但这么多年磨下来，早没了当初的意气。
他们现在的目标，是让华侨文化社更长久地活下去，将《华侨文阵》一直办下去。
更因为华人纪实类的小说关注度虽然一直不低，相关作品也没到泛滥的程度，但这么多年下来，精品也实在不算少。
大家看多了，标准就会变高，新作品，尤其是不知名新人写的新作品，很难轻易抓住读者的心。
杨乐怡是新人，《阿珍的故事》也不算推陈出新，写的又很日常，离大家的生活很近。这样固然能加强代入感，但也会有人觉得太寻常，反而没太大兴趣。
再就是温馨的作品，往往缺少波折，就算有，也是一些小波折，带来的痛苦不够撕心裂肺，就很难让读者抓心挠肝地想看后面的内容。
总之，因为以上种种，吴文轩虽然让《阿珍的故事》上了封面，但那是出于对故事的认可，实际上对它的期待值并不高。
当然印刷期间，他们也有过迟疑，想要不要把期待值放高一点。
很神奇的，刚读完《阿珍的故事》时他们不觉得抓心挠肝，可过后却总想起里面的情节，并突然发笑。
起初郑鸿没太在意，直到新一期的《华侨文阵》样书出来，检查内容排版时，其他诗歌短篇他一带而过，重在检查。
可看到《阿珍的故事》时，他不自觉的沉浸了下去。
明明那些故事情节都在他的脑海里，甚至某些部分主角下一句台词是什么，他都能大致说出来。
可他就是看得津津有味。
看完第一期连载的两万字，他又把未刊登的那一万字文稿翻了出来。
全部看完，郑鸿就想，好看的故事很多，但能让人一遍一遍去看的故事却并不多，而每一次阅读，都能让人忍不住微笑的故事则更少。
也许他们可以把期待值放高一些。
但郑鸿没有把这个想法说出来，期待越高失望越大，他早已对此深有体会。
虽然没说出来，但因为这种想法，新一期《华侨文阵》上市，看到读者写给杨乐怡的信像雪花一样飘来，郑鸿心里毫无惊讶。
他知道，这个故事值得。
吴文轩对《阿珍的故事》的受欢迎程度，也没有太意外，这段时间，他的心路历程和郑鸿基本一致。
越临近杂志上市，他对《阿珍的故事》越有信心。
心里那点意外，是他以为这个故事需要时间发酵，不会那么快火。却没想到杂志上市第二天，就有唐人街内部的读者来送信。
到第三天，寄信来的读者范围扩大到纽约全市。
到今天，不仅信件多，纽约本地的华人商户也有了动作。从他早上到文化社，主编室的电话就没断过，都是来问广告的。
这个时期，主要在华人社区发行的文艺刊，收入来源大多以捐款、会费、销售收入为主，且大多是来自社团或者个人的捐款，而非大众认知的销售收入。
至于广告，大多数是不接的。
因为很多文艺刊的创始人，办杂志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交流。这时候的文人，也有不少认为文学杂志刊登广告很俗气掉价。
当然，这是许多文艺刊对外的解释。
从现实角度分析，就像同样是华人办的报纸杂志，文人会更倾向于稿费更高更稳定的英文报刊，而非稿费少的华文报刊一样。
除非财大气粗，或者有后台，否则没有哪个文艺刊的创始人，真的能做到视金钱如粪土。
文艺刊没有广告，更多的还是因为接不到。
首先文艺刊的发行量都很低，印刷几百的文艺刊比比皆是，像《华侨文阵》这样能稳定月销三千左右的，已经是头部中的头部。
其次投广华文报刊的，通常是华人商家。
这时候的华人做的都是什么生意？开餐厅、开洗衣店、开杂货店，他们的目标客群，都是华人社区再普通不过的人。
这些人，很多连普通话都不会说，更不用说认字。
而文艺刊大多以诗歌、散文为主，读者都是知识分子，和唐人街大多数商户的客户群并不重合。
少数有重合的，就算投广，也更愿意找发行量大的报纸。
没有客户，杂志自然没有广告。
没有广告，杂志就只能依靠捐款生存——因为发行量小，且杂志售价不高，大多数文艺刊的销售收入，远不够负担各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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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捐款不是一直都有的，也不是每一本文艺刊，都能得到侨团长期资助，所以这个时期的文艺刊，存活周期都很短。
像《华侨文阵》这样既没有背靠大报纸，也没有侨团长期资助，还谢绝政治话题的文艺刊，能活这么多年，实在不容易。
而想活下去，《华侨文阵》肯定不能跟大多数文艺刊那样高冷，所以，华侨文化社一直都有和商户合作广告。
但因为发行量不算高，再加上目标群体重合率不高，《华侨文阵》的广告一直不多，费用也并不高。
文化社也一直处于能运营，但经济不算宽松的状态。
可想而知，半个上午接到这么多来问广告的电话，吴文华心里有多高兴。
虽然是个文人，但吴文华能在文化社干这么多年，还真做不到视金钱如粪土。在他看来，广告多多益善，价格越高越好。
因为太高兴，见杨乐怡时吴文华实在绷不住笑，文人气质毁了一大半，好在看起来并不猥琐。
接过文稿，吴文华没有立刻阅读，他有太多喜讯要和杨乐怡分享。
但今天电话实在是多，他没说两句话，铃声又响了，和杨乐怡说了声才拿起话筒：“这里是华侨文化社，请问你是……”
吴文华没有避着的意思，杨乐怡便正大光明地旁听。
打电话来的应该是纽约其他华人聚居点的批发商，长期和华侨文化社合作，批发数量固定。原本以为能卖到下个月中，甚至下旬。
嗯，虽然《华侨文阵》的发行量稳定在三千已经有很长时间，但这不代表每期杂志上市后，都能迅速卖光。
事实上，半个月能卖光都算是快的，拖拖拉拉卖一个月才是常态，还有些时候，新一期的杂志上市了，上一期杂志还有几十上百本没卖掉。
会这样，也和《华侨文阵》是文学类杂志，时效性没那么强有关。
喜欢内容的读者，通常不会在乎发行时间，看到了，合眼缘，就算是一两个月前上市的，他们也会愿意花钱带一本走。
与之相对的是新闻报纸，有阅读新闻习惯的读者，通常会第一时间购买报纸，但如果当天没买，隔天看到也不会再入手。
这个批发商会打电话来，是因为新一期的《华侨文阵》，在这两天迎来了销售高峰。他下游的摊贩，好几个人已经库存告急，但来问的人一点没少，纷纷联系他加库存。
但他手里根本没有库存，只能打电话到文化社问能不能调货。
吴文轩面带笑容，语气却像是在发愁：“合作这么久你是知道的，我们杂志的销售一直很稳定，印刷量和批发量基本一致，我们现在是真没库存。”
“你说加印？其实我也在考虑这件事，但印刷所那边需要排期，几天能拿到货不好说。万一我们刚印好，销售热潮却过了……”
“你说的这个办法，我觉得可以，但能不能行，要看你准备定多少，还有没有其他批发商想加印，如果数量太少，也不好办。”
“行，你先统计，给我个具体数目，我这边也问问其他批发商，看他们同不同意这个办法。”
挂掉电话，吴文轩对杨乐怡说：“今天上午，我陆续接到了布鲁克林、法拉盛，以及唐人街里几个批发商的电话，他们都说新一期杂志卖得很好，库存告急，想要加印。”
“吴叔叔你准备加印吗？”
“肯定要加，但加印多少暂时不确定。”
吴文轩认为，这期杂志上市才五天，就差不多卖完了，照这速度再印两千本，兴许都能卖掉。
但就像他在电话里说的，万一销售热潮很快过去，加印出来的杂志卖不掉，肯定会给文化社带来资金压力。
他是不怎么担心这一点，但老板肯定不愿意冒险。
只能琢磨其他办法，比如让批发商拿钱取货，如果没卖掉，杂志不退不换，这样风险就转移到了批发商身上。
批发商当然不是傻子，不可能看不出其中的风险。
但批发商数量多，每个人生意覆盖的街区也固定，分摊下来，每个人最多加购百来本。而《华侨文阵》的零售价是每本三十五美分，批发商拿货价格更低，所以就算不退不换，他们也亏不了几十美元。
吴文华想，也许有保守到一丝风险都不愿意承担的，但这么多批发商，总会有人想挣这笔钱。
哪怕他们不敢多要，凑一凑，加印五百本问题应该不大。
如果接下来几天，《华侨文阵》，或者说《阿珍的故事》能保持现在的热度，冲一冲，加印破千也不是不能想。
有了这些数据，他再去找老板谈提高下一期杂志发行量的事就容易了。
当然，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留住杨乐怡这个福星。
而想留住杨乐怡，说一千道一万，不如一句给她涨千字。
但涨到多少，他要看了新送来的文稿才能决定，说完好消息，吴文轩便打开文稿，进入阅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