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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红缨从省城坐火车回到京市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两点半。
距离机关单位下班的时间所剩无几，她没有回军区大院休息，而是提着装有换洗衣物的布包，直接赶到了京市卫生局大院的铁栅栏门外。
凭借着报社编辑的记者证以及周家在京市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她很顺利地敲开了卫生局档案管理处的门。
负责看管档案室的老干事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戴着一副老花镜靠在藤椅上听收音机。
周红缨把工作证件连同一包没拆封的红塔山推到办公桌上，说明了来意，借口报社要策划一期关于建国初期京市医疗卫生发展回顾的专题报道，需要紧急查阅二十五年前各大医院的接生档案数据。
老干事掂了掂那包烟，浑浊的眼睛瞥了她一眼，这才不情不愿地拿出一串沉甸甸的铜钥匙，带着她走进大楼深处一间常年不见阳光的储藏室。
这间屋子里摆满了高大的绿色铁皮文件柜，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樟脑丸气味和纸张氧化后的霉味。
“靠墙最里面那两排，别弄乱顺序，快点看啊，马上到点下班了。”老干事不耐烦地交代了一句，便背着手转身离开。
周红缨把布包放在落满灰尘的木桌上，伸手拉开头顶的拉线开关。昏黄的白炽灯泡闪烁了两下，照亮了贴着年份标签的柜门。
时间紧迫，她迅速找到陈振羽出生的那个年份，费力地拉开生锈的抽屉，厚厚的卷宗紧紧挤压在一起。手指在那些泛黄脆化的纸页上飞速翻动，灰尘随着动作飘散在半空中，沾在她干净的衣袖上她也浑然不顾。
那个年代，大院里的家属生育记录全都集中在几所特定的军区总院和协和医院，表格上清清楚楚地记录着产妇的姓名、单位以及新生儿的体重。
周红缨顺着陈家当年所在的住址片区，一份一份地向下核对。
她看到了住在大院东头的李家婶子那一年在总院生下双胞胎的详细病历，甚至还有难产时输血的记录；也看到了张家伯母顺产的住院天数和用药清单。
那一整年大院里一共有五个女眷添丁进口，其中四个都在医院的产房里留下了详尽的医疗档案。
唯独方兰的生育记录不在其中。
周红缨不信邪地把那几个档案盒翻了个底朝天，连续核对了三遍那个月的总册，灰尘呛得她直咳嗽，纸页翻得哗啦作响。没有，没有任何方兰入院待产的字眼。
线索难道就这么断了？她死死咬住下唇，站直身子揉了揉酸痛的后颈，转头盯上了旁边存放基层卫生所和街道出诊记录的柜子，咬牙继续翻找。
直到两个多小时后，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她终于在一本边缘已经破损的妇产科出诊登记簿上，看到了方兰的名字。
泛黄的纸页上用黑色墨水寥寥写着几行字，记录着在十月初八的凌晨，一位名叫宋玉珍的妇产科主任大夫，提着药箱前往陈家所在的住址进行了上门接生。
记录的最后只有简单的四个字：母子平安。
整页纸上没有任何关于产程细节、胎儿具体指标的描述，更没有只言片语提及到双胞胎的存在。
周红缨把那本登记簿平摊在桌面上，从口袋里掏出那支英雄牌钢笔和一本空白稿纸，把这仅有的几行信息一字不落地抄写下来。
大院里的女人生孩子，享受着当时全社会最顶级的医疗资源，大多数人到了月份就会提前住进高干病房由专人看护。
唯有方兰竟然选择在那个初秋的深夜，把大夫请到家里去秘密接生。
这意味着当时在那个房间里，见证陈振羽出生的除了方兰和陈父之外，就只有这个名叫宋玉珍的医生。
没有任何外人看到过方兰当时到底生了几个孩子。如果有心想要隐瞒另一个婴儿的存在，在那座门禁森严的大院里，这简直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
周红缨跌坐在嘎吱作响的木椅上，笔尖在稿纸上焦躁地画着圈，力道大得几乎划破纸背。谜团在纸面上铺展开来，陈家父母的动机成了死结。
她闭上眼，脑海里飞速闪过大院里的点点滴滴。
陈家一直是军区里首屈一指的高门大户，家里每顿饭都是细粮配肉菜，保姆警卫齐全。
这种条件就算生十个孩子也养得起，绝不存在因为多一张嘴而把亲生骨肉送人的可能。
周红缨把“经济原因”四个字写在纸上，重重划掉。
她又想起了贺铮站在车队水龙头前洗脸的模样。
那个男人身高超过一米九，宽阔的肩膀和结实的脊背上全是常年干重体力活练出来的腱子肉，健康得充满爆发力，绝对没有任何先天性的残疾。
不是因为缺陷而抛弃。她接着划掉了“身体疾病”。
至于老一辈人常说的八字不合或者克父克母？
那就更荒谬了。陈老爷子和方兰都是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唯物主义战士，平时在大院里最见不得封建迷信那一套。
经济、健康、信仰，所有可能促使父母遗弃孩子的理由，在陈家这里全都是行不通的死路。
周红缨看着稿纸上那三个被死死划掉的墨团，呼吸在寂静的档案室里变得有些沉重。
既然什么都不缺，方兰当年到底是为了什么，要把一个刚出生的健康婴儿神不知鬼不觉地送走？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怕的变故，逼得这两位老革命不得不把亲生儿子藏匿于市井，甚至连相认都不敢？
就在这时，走廊外突然“哐”地一声巨响，老干事不耐烦地用钥匙重重敲击着铁门：“下班了下班了！天都黑透了，赶紧出来！”
周红缨吓得浑身一激灵，猛地把那半页写满推论的稿纸撕下来对折，塞进贴身的口袋里。
她深吸了两口气，强作镇定地把登记簿放回原位，仔细核对了一遍抽屉的顺序，才提着布包走出去。
外面的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京市晚风吹拂着街道两旁的法国梧桐，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动。
她走到路边的公共电话亭前，投进一枚硬币，熟练地拨通了报社后勤科的电话。
等待接听的过程中，她的手指不自觉地抠着电话亭掉漆的铁皮，目光停留在不远处的街灯上。
那本薄薄的登记簿上提供了唯一的突破口。只要找到当年那个去陈家接生的妇产科大夫宋玉珍，二十五年前那个晚上，陈家究竟面临着怎样迫不得已的隐情，就能全部解开。
电话那头传来后勤科值班人员的声音。
周红缨握紧了黑色的塑料话筒，报出了宋玉珍的名字和原来所属的医院单位。
“帮我查一下市妇产医院以前一个叫宋玉珍的主任医师。我要知道她现在是在别的地方高就，还是已经退休在家养老了。越快越好。”
挂断电话后，周红缨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自行车流。
贺铮那张带着疤痕的脸庞，和陈家父母平时在大院里威严却也慈祥的面容，在她的眼前交替闪现。
作为记者的直觉告诉她，她即将掀开的，绝不仅仅是一个身世之谜，而是一段被岁月掩埋的、充满血泪与无奈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