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九十四章仁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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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果然不认同庄周的齐物论，认为它没用。
    庄周虽然觉得大家齐同，天下大同，却也给不出任何的实例和推导。连墨家兼爱还需要说大家都是老天爷的财产，所以老天爷不希望人类打仗。但庄周的齐物论完全就没有这种前提推导，只是告诉大家要齐物的结论。
    其实孔子也是直接告知结论，没什么推导，只是教大家仁爱。但如今时代变了，不是春秋是战国了，儒生必须要回答为什么要仁爱，仁爱的基础在哪里。
    孔子的时代，没人这么问他。但战国却有人这么问儒生，孟子回答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给仁义礼智找依据，这四端是每个人都有的，也就是所谓的性善论。
    而齐物论的依据又是什么？庄周回答不了，他只能说每个人都有‘成心’，所以看到的只是事物表现的表象，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但成心不能作为齐物的依据，只能说明人族有缺陷。齐物论本身只是庄周用敏锐的直觉想象出来的，告诉大家应该这么做，但不要问依据是什么，庄周回答不了，做多也只能说和成心反着来。
    所以最后有了道教，宗教就是不要问懂不懂，只要问信不信。
    不过就在孟子批评庄周的主张是水中月镜中花的的时候，芸姚仗义执言认为齐物论虽然不能落实到个人身上，也不能落实到社会之中，但可以落实在思想上、主张上，落实到孟子的‘法先王’上。
    可谓语出惊人，孟子本以为芸姚只是个巧舌如簧的说客，没想到一开口就要把一儒一道两个极端的主张融合到一起，简直胆大包天。孟子可以肯定就算是稷下学宫的学生也没有芸姚这么大的口气，一开口就说法先王是‘法表象，而没法本质’。要是自己的学生在这，肯定能一人一口唾沫喷死芸姚。
    孟轲皱着眉头，看向芸姚，目光中充满了不认同。“你说法先王是画蛇添足？我倒要问问你先王行仁政，史书之上可有记载？”
    “确有记载。”史书自然记了很多仁政的例子。
    当年孔子微言大义，在《春秋》中加入了很多个人的主观见解，对自己不认同的历史事件用贬义词，对自己认同的事件则用褒义词，通过褒贬的区分来表达孔子对历史事件的态度。这样一方面可以保护自己，一方面也能让后人知道孔子的态度。
    也因为孔子的微言大义，所以光是《春秋》的解释就有《公羊传》《谷梁传》《左转》，三部《春秋》的解释都有不同的倾向性，有专门挖掘孔子微言大义的，也有注重补充历史史料的，也有单纯就是契合时代的翻译。
    通过微言大义，孔子把道德观念融入《春秋》，他老人家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一目了然。
    孟轲见芸姚不否认史书，就说道：“既然你知道史书上有仁政之记载，就应该知道圣贤之仁德才是天下太平的原因，我让大家法先王又有何不妥？”
    “在对历史的态度上，我是认同法家的，认为国政应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能一味循古。”芸姚缓缓说道：“历史上确实有仁政，但也清晰地指出了古今的不同，历史上的先王治理过万乘之国么？恐怕没有。但现在万乘之国就有七个，千乘之国也不少，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如何还能循古？”
    “若是圣贤能复生，一定能管理好万乘之国。”孟轲非常笃定地说道：“圣贤一出，天下皆从。到时候天下的奸邪小人全会被除掉，万乘之国也会闻风而至，接受圣贤的统治。”
    “这就有些一厢情愿了，难道贤如夫子还不够么？我也没见七国认夫子你做天子啊。”芸姚觉得孟子这种看法太天真了。
    孟轲瞪了对方一眼，好在他是有涵养的，才没直接骂人。他只是说道：“不敢当，鄙人可不敢和古之圣贤相比。”
    “不说笑了。”芸姚板起脸来，开始认真的忽悠模式，她说道：“我听说夫子去过魏国，大魏王见到夫子的时候开口就问如何强国，夫子则转身就走，认为魏王不先问仁，却先问利，不是个好大王，可有此事？”
    孟子点头承认，当年他也是年轻气盛，根本不给君王好脸色看，不满意转身就走，根本不鸟他们。
    “我再问夫子仁政可是养民、教民，让民安居乐业？”
    “没错，仁者无敌。”孟子点头说道。
    “养民、教民，安居乐业难道不是利么？”芸姚说道：“这也是礼，夫子让国君行仁政其实也是利。过用齐物论看历史，我们就能发现仁义之君都是分利给天下，所以天下人都觉得君主的土地太少，财产太少，因为贤君最终会把自己的东西分给别人，自然天下太平。而现在天下已经找不到愿意分利给大家的君主了，就算有也是慷他人之慨，是从其他国家抢劫过来一起分利。”“齐物论告诉我们看问题要看本质，不能看表象。表象是君主仁慈，国人爱戴，君民和谐，但本质就是仁慈的君主是分利给大家的，并非只谈仁不谈利。”
    孟轲拍案，对芸姚怒目而视，芸姚这么说先王圣贤，置仁义于何地？这些理论简直就是污言秽语，简直就是乱世亡国之语。
    芸姚按手，希望对方稍安勿躁，继续说道：“孟夫子，你不要激动，我又没说仁义不好。仁义自然也好，不过只能在君王分利的时候用，在大家一片喜气洋洋的时候用，而不能在君王抢夺利益的时候用，抢夺利益还是要看刑名。因为仁义只能分利，却不能造利。现在七国的问题不是分利的问题，而是造利的问题，利就这么多，但国家中要分利的人口却越来越多，所以七国都需要找到新的造利之法。法家提出的就是变法图强，李悝、白圭、卫鞅的思路其实都差不多，先赚钱，后强军，最后扩张。因为法家能够造利，所以君王都喜欢重用法家，而不是儒家。这就是齐物看历史得到的结论，齐仁利，才能看清本质，利是资源，仁是分配方式。”
    芸姚表示用齐物论的方式去看待历史就能看到问题的所在，历史的竹简里写满了利益和分配，谁都不能回避。儒家不被重用的原因也很简单，儒家不能造利，只能在原有的利益基础上再分配，那谁愿意啊？君主和贵族根本不愿意和民众分利，对儒家的态度自然是高高捧起，但绝对不用。
    毕竟儒家开口就是仁政，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就是要给君王放血，而且还是光放血不造血，战国哪个君王能被儒家这么折腾啊。也只有以后大一统了，需要一个四海皆准的分配方式，儒家才被正式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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