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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9章孟昶当国（一）(第1/2页)
后蜀明德元年（934年），开国高祖孟知祥病逝，年仅十六岁的太子孟昶仓促继位，成为后蜀第二位、也是末代君主。少年登基的孟昶，自幼深受良教熏陶，品性根基端正。其生母李氏出身谨慎仁厚，半生追随孟知祥征战四方，亲历唐末五代藩镇混战、颠沛流离之苦，饱经乱世艰难，深谙守业之难、奢靡之祸。
李氏素来崇尚慈惠节俭，身居深宫却从不奢靡享乐，日常始终以固守本心、勤俭惜福、安守福寿、慎戒荒怠为核心，反复训诫年少的孟昶，叮嘱他牢记乱世教训、勤政修身、戒奢戒怠、善待百姓。孟昶自幼谨遵母教，且亲眼目睹前蜀后主王衍荒淫无道、奢靡亡国、身死国灭的惨痛结局，将其视为终身警示，时刻引以为戒。
加之孟昶本人天资好文、博学尚礼，颇具文人君主的素养与操守，为文理政皆以义理为本、以务实为要，极度摒弃五代文坛与政坛盛行的轻薄浮华、虚浮的风气，文风端正、政风清正。因此孟昶即位之初，完全一改乱世少主骄惰享乐的常态，勤勉躬亲、锐意理政，生活起居厉行节俭，杜绝奢靡铺张，时刻警醒自己不可重蹈王衍亡国覆辙。
孟昶虽无旷世雄主的经天纬地之才、开疆拓土之略，性格偏于温和守成，但其主观意愿极为恳切，一心想要安稳守住巴蜀基业、整顿朝纲、休养民生、治理好蜀地，守护一方百姓安宁。为实现守国安民、长治久安的初心，少年孟昶继位伊始，便雷厉风行推行一系列整朝纲、清吏治、安民生、兴文教的革新举措，开启了后蜀数十年的安稳盛世。
孟知祥开国建蜀，麾下追随多年的将相大臣、元老旧将，皆是随其征战半生、拥立立国的从龙功臣。这群勋旧元老资历深厚、手握兵权政权，在孟知祥在世时尚能心存敬畏、谨守本分。待少年少主孟昶继位，主少国疑、新君根基未稳，一众老将勋臣自恃开国功勋、宿卫旧恩，日渐骄纵跋扈、目无君上、藐视新法，愈发骄蹇无度、肆意妄为。
彼时朝堂乱象丛生：勋臣权贵竞相扩建奢华府邸、侵占百姓良田、巧取豪夺民产，甚至肆意发掘民间坟墓、掠夺陪葬财物，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全然无视国法纲纪，蜀地权贵跋扈、民怨渐起，严重威胁新生的后蜀政权秩序。
面对功高震主、肆意违法的开国旧臣，十六岁的孟昶展现出远超年龄的沉稳果决与雷霆手段，绝不姑息纵容。其中最为跋扈者，当属禁军宿将李仁罕。李仁罕追随孟知祥多年，手握宿卫重兵，自恃开国大功、掌军实权，骄横无匹，屡次干预朝政、索要权柄，公然向朝廷求取“判六军”的最高军权，妄图总揽全国兵权、架空君权，野心昭然若揭。
孟昶早已洞悉其跋扈野心与不臣之心，隐忍不发、暗中布局。在即位短短数日、立足未稳之际，便精准抓住时机，趁李仁罕入朝觐见、疏于防备之时，暗中埋伏精锐武士，当庭将其擒拿诛杀，随即下诏罗列其诸多罪状，尽数诛灭李氏宗族，公开昭示朝野，以雷霆手段铲除头号骄臣，震慑满朝文武。
李仁罕伏诛一事，瞬间震动整个后蜀朝堂，所有骄纵勋臣无不心惊胆战。时任昭武军节度使、镇守蜀地北大门广元的李肇，同样是孟知祥旧部老将，素来倚老卖老、傲慢无礼。此前他入京朝觐，自恃年高功旧，借口身患脚疾，拄杖上殿、拒不跪拜君主，全然无视君臣礼制、藐视少年新君。
待听闻权倾朝野、气焰滔天的李仁罕竟被新君瞬息诛杀、族灭全家，李肇瞬间惊惧失色，当场丢弃拐杖、伏地跪拜、惶恐请罪，不敢再有半分骄矜。即便其已然服软，孟昶依旧不念旧功、不留隐患，当即下诏勒令李肇即刻致仕辞官，永久流放邛州安置，终生不得起用，彻底杜绝老将干政跋扈的隐患。
李仁罕被诛之时，其外甥张业正执掌后蜀禁军兵权，手握京城卫戍重兵，势力庞大、根基深厚。孟昶顾虑新君初立、朝局未稳，贸然诛杀张业恐引发禁军兵变、朝野动荡，于是选择隐忍安抚、曲意任用。他非但未追究张业亲族之罪，反而破格擢升其入朝拜相，后续又加授司马、兼判度支，将朝政、财政大权尽数交付，暂时稳住这一高危权臣。
可惜张业毫无感恩敬畏之心，亦不知收敛避祸、低调自保。手握将相大权、总揽财政之后，愈发贪婪暴虐、肆无忌惮：强行低价强买百姓田宅、霸占民产，大肆收容各地亡命之徒、私蓄势力，甚至在自家私宅私设刑狱，专门关押拖欠债务的百姓，严刑拷打、经年囚禁，无数百姓冤死私狱之中，蜀中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隐忍十七年、坐稳帝位、掌控全盘局势的孟昶，终于在广政十一年（948年）时机成熟。他效仿诛杀李仁罕之策，趁张业入朝奏事之际，当庭将其抓捕诛杀，随即下诏公示其贪赃枉法、私设刑狱、残害百姓、祸乱朝纲的累累罪状，抄没其全部家产，彻底清除这一祸乱朝堂的巨贪权臣。
继张业之后，长期专权恣肆、堵塞言路、贪纵不法的枢密使王处回，凭借开国旧恩久居中枢、把持机要；战功卓著、久镇大藩的开国元勋赵廷隐，坐拥巨额金帛财货、府邸奢靡、权势滔天。二人先后被孟昶下诏罢除中枢要职、解除实权，逐出朝堂核心。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679章孟昶当国（一）(第2/2页)
历经十五年持续的权力清算与朝堂整顿，孟知祥遗留的跋扈故将、专权旧臣几乎尽数罢黜诛杀，困扰蜀地多年的勋臣跋扈、权臣乱政之弊彻底根除，朝堂纲纪焕然一新，君主集权彻底稳固，为后续吏治改革、民生休养扫清了最大障碍。
肃清跋扈勋臣之后，孟昶将治国重心全面转向吏治整顿，针对后蜀长期遗留的官场积弊大刀阔斧改革。五代乱世藩镇割据成风，后蜀各地节度使大多由朝中将相重臣兼任，常年身居成都、流连京师，从不亲赴治地履职理政。
各镇节度使常年缺位，地方军政大权尽数交由幕府僚佐、亲信属官代管。这些代管小吏无朝廷管束、无为官底线，上任之后唯利是图、一心聚敛钱财，全然荒废政务、懈怠民生，导致地方吏治败坏、赋税分配不均、豪强兼并横行、百姓冤屈无处申诉，州县积弊深重、民困已久。
针对这一顽疾，孟昶于广政四年（941年）推行关键吏治改革：全面罢免武将遥领藩镇、虚挂节度使之职的乱象，甄选清廉贤能的朝中大臣出任地方节度使，强制官员亲赴属地到任视事，坐镇州县、亲理军政民生，彻底终结“重臣居京、小吏乱政”的地方乱象。
为规范百官言行、树立为官准则、警醒地方官吏，孟昶亲自撰写《官箴》一文，全文直白恳切、直击吏治弊病，阐明为官清廉、勤政爱民、秉公执法、体恤民生的核心准则，颁布天下各郡县，令所有地方官吏诵读恪守、躬身践行。
这篇诞生于五代乱世的廉政名篇，影响力跨越朝代、流传千古。后来北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天下，极为赏识此文的治国理念，特意摘录其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定为天下州县官箴，命名《戒石铭》，诏令全国各郡县刻石立碑，置于公堂之前，成为后世千年官场的廉政警示标杆。
除立规立德之外，孟昶对贪赃枉法、残害百姓的贪官污吏绝不姑息、严惩不贷。眉州刺史申贵，身居地方要职却贪婪卑劣、暴虐无道，在任期间大肆搜刮民财、横征暴敛，为谋取贿赂，暗中指使州府属官恶意诬陷无辜百姓为盗贼，罗织罪名、敲诈勒索，全州百姓饱受残害、民怨沸腾。
恶行败露、被人告发之后，孟昶即刻下诏查办，先将申贵贬为维州司户，流放远地，念其残害一方、罪无可赦，行至犀浦之时，再下诏赐死，以重刑震慑天下贪吏，彰显肃贪爱民的决心。
同时，孟昶深刻反思前朝张业、王处回执政时期权臣专断、政令壅塞、言路闭塞、下情难达上听的朝政弊病，为畅通民情、广开言路、体察民间疾苦、及时纠正政务过失，于广政十一年（948年）特设匦函，专门收纳天下百姓、官吏的上书陈情、冤屈诉状、时政建言，后续更名为献纳函，制度化打通上下沟通渠道，杜绝蒙蔽视听、政务僵化之弊。
广政十二年（949年），孟昶进一步完善国家选官制度，正式恢复设置吏部三铨、礼部贡举，规范官员选拔、考核、升迁体系，通过科举取士甄选天下贤才，摒弃门阀勋旧世袭陋习，优化官僚队伍结构，持续净化后蜀吏治生态。
孟昶执政前期，始终以休养民生、固本安邦为核心，推行劝农恤刑、轻徭薄赋、崇文兴教的仁政，全方位复苏蜀地经济、繁荣巴蜀文化。
农事为国之根本，孟昶即位之初便专门颁布《劝农诏》，严令天下各州刺史、各县县令，以劝课农桑、安抚百姓为第一要务，督导民众开垦荒地、耕种五谷、植桑养蚕、发展纺织，全力恢复农业生产，鼓励百姓安居乐业，夯实国家民生根基。
刑罚方面，他心怀仁恕、慎用刑狱、体恤人命，严格约束司法官吏，审理案件务求公允，每遇死刑重罪，多有怜悯宽减，杜绝滥杀滥刑、冤狱丛生，一改五代乱世严刑峻法、草菅人命的暴政乱象，蜀地狱讼清明、民心安定。
文教领域，孟昶尤为重视文化传承与教育发展。他大力修缮学宫、兴办州县学校、广招学子、普及教化，同时组织文人学士勘定整理儒家典籍，镌刻蜀石经，系统保存儒家经典文献，弥补五代战乱造成的文化断层，让饱经战乱的巴蜀之地文风大振、儒风兴盛。
得益于孟昶十余年的勤政善治、休养生息、清明吏治，加之蜀地本身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水利发达、得天独厚，后蜀迅速迎来五代乱世中罕见的太平盛世。史载彼时蜀中久安、四海无事、百姓富庶、物价低廉，斗米仅值三钱，民生富足、安居乐业。
成都都城繁华鼎盛、市井繁荣，城中子弟久居太平，不识田间疾苦、不辨菽麦禾苗；国库充盈、金币堆积、府库丰饶，民间市井弦歌不绝、乐声盈巷，百姓宴饮欢聚、市井繁华，昼夜不绝，一派太平富庶、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在战乱分裂、生灵涂炭的整个五代十国时期，蜀中经济富庶程度、文化繁荣程度、社会安定程度，皆稳居全国首位，成为乱世之中难得的一方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