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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8章宋徽宗早年的腐朽统治(第1/2页)
宋徽宗赵佶，北宋第八位皇帝，生于元丰五年十月丁巳日（1082年11月2日），为宋神宗赵顼第十一子，生母为钦慈皇后陈氏。其出身天潢贵胄、长于深宫锦绣，本为闲散藩王，无预储位、无争帝之心，最终却因朝堂权斗、宗法空缺、太后力挺，意外登顶九五，开启北宋由盛骤衰、终至亡国的末世王朝。
元丰六年（1083年）正月，尚在襁褓的赵佶由神宗御笔正式赐名定讳，录入宗室玉牒、定名皇室宗籍。同年十月，朝廷依皇子礼制授官封爵，年仅一岁的赵佶获授镇宁军节度使，册封宁国公，年少便身居节钺、位列爵班，尽享皇家尊荣。
赵佶自幼生长深宫、养尊处优，锦衣玉食、无人约束，无需经历储君课业的严苛规训，也无治国理政的课业压力。长期闲散安逸的藩邸生活，使其天性肆意张扬、性情散漫不羁，逐渐养成轻佻疏阔、浪荡随性、耽于玩好、疏于政务的性格底色，全无帝王沉稳持重、勤政慎独的素养。
后世流传一段极具宿命色彩的野史传闻，道尽徽宗一生才情与亡国命运的隐喻：赵佶降生之前，其父宋神宗曾驾临秘书省观览内府珍藏古画，见南唐后主李煜画像人物温雅、风神俊逸、气韵绝代，再三叹讶、久久凝望。随后不久，赵佶降生，坊间盛传神宗夜梦李后主入谒、托生皇室，故而赵佶天资卓绝、文采风流、书画冠绝古今，才情造诣甚至百倍于南唐后主。
此传说虽为后世附会、不足为正史采信，却精准映照出宋徽宗一生的特质与宿命：李煜亡国之君的才情与柔靡，尽数凝于赵佶一身。相较于历代帝王的经史治世之才，赵佶天生偏爱艺文雅趣、声色玩好，自幼酷爱笔墨丹青、书法诗文、骑射蹴鞠，痴迷奇花异石、珍禽古玩、山水雅物，涉猎极广、天赋卓绝。尤其在书法、绘画两大领域，展现出千古罕见的超凡天赋，天赋灵气、悟性绝伦，少年便展露宗师气象，为日后创立瘦金体、引领宋代画院鼎盛埋下根基。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崩逝、宋哲宗赵煦即位，幼主临朝、朝局更迭。新帝登基之后，循例加封宗室诸弟，赵佶由宁国公晋封遂宁郡王，爵位渐崇、礼遇益隆。
绍圣三年（1096年），赵佶再获擢升，兼任平江军、镇江军两镇节度使，同时晋封端王。自此，年近十五的赵佶正式出阁开府、独居藩邸、接受宗室正规教育，脱离深宫稚养，开启独立的藩王生涯。但其心性已然定型，依旧耽于艺文游乐，疏于经世治国之学。
绍圣五年（1098年），朝廷再加恩宠，授赵佶司空荣衔，改任昭德军、彰信军节度使，位望日尊、权秩愈重，成为神宗诸子中声名显赫、礼遇优厚的藩王。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年仅二十五岁、励精图治、铁血拓边的宋哲宗赵煦骤然崩逝。哲宗英年早逝、膝下无子、储位空缺，北宋朝堂瞬间陷入国无储君、帝位悬空的重大政治危机，一场决定大宋国运的立帝之争骤然爆发。
依照宋代宗法礼制、兄终弟及、嫡庶长幼的继承准则，时任首相章惇熟稔典章、恪守礼法，当庭直言立帝次序：依礼律，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若无母弟，则当立最长申王赵佖。章惇主张严守宗法、择长择亲，以稳固国本、杜绝非议。
然而，彼时后宫最高掌权者向太后（神宗正宫皇后）无子，神宗诸子皆为庶出，无嫡庶之分。向太后为把持朝政、扶持易于掌控的新君，刻意否决章惇的宗法提议：以庶子无别、申王赵佖身患目疾、身有残缺、不可君临天下为由，彻底排除长兄继位资格，一意主张拥立次弟端王赵佶。
向太后深知赵佶常年闲散、不问政事、性情柔和、易于操控，一旦登基，自己可垂帘听政、把持中枢、重掌国柄。
关键时刻，朝堂执政曾布、蔡卞、许将等人纷纷倒戈附议，全力支持向太后决策，联手压制首相章惇的礼法主张。朝野权力博弈之下，礼法正统彻底让步于政治权术，闲散藩王、本无帝位机缘的端王赵佶，最终意外入继大统、登临帝位。
赵佶即位之初，因新君年幼、初掌大政、不谙朝务，由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垂帘听政，总揽朝廷军政大权、裁决大小机务，开启徽宗朝初期的太后摄政格局。
次年（1101年），向太后病逝，赵佶正式亲政、独掌皇权，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寓意立政中和、消弭党争、绥靖朝野、安定万民，自此开启其长达二十五年的帝王统治生涯。
向太后本是神宗朝元祐旧党守旧派的核心支持者，垂帘听政期间迅速拨乱反正、重置朝局：即刻征召、重用旧党重臣，擢拔韩琦长子韩忠彦入朝执政，未几升任右相，主导中枢政务；同时大力清算绍圣新党，左相章惇、执政蔡卞等新党核心相继遭到弹劾打压，蔡卞率先被贬出京、外放知府。
与此同时，朝廷全面平反元祐旧党冤案、恢复旧党被贬官员名位、起复清流旧臣，沉寂多年的元祐保守派官员纷纷重返朝堂、执掌权柄，新旧党争再度白热化、势同水火。
眼见新旧两党相互攻讦、党同伐异、朝政撕裂、内耗不止，部分中立官员上疏建言，认为元祐旧党、绍圣新党各有偏颇、皆存过失，恳请帝王摒弃门户之见、调和两派矛盾、居中持平、安定朝局。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758章宋徽宗早年的腐朽统治(第2/2页)
赵佶初亲大政、有意收揽人心、稳固统治，遂采纳中立建言，定年号为建中靖*国，昭示本中和而立政、绝朋*党之争、息朝野之扰、永绥万民的施政初衷，意图调和新旧、消弭党祸、重整朝纲。
但朝堂积弊已久、派系根深、恩怨难消，数十年党争对立绝非一纸年号、一道诏令所能化解。所谓“建中靖*国”的调和之策，不仅未能平息纷争，反而让新旧党争愈演愈烈、水火不容、倾轧更甚，朝堂撕裂愈发严重。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十一月，朝臣邓洵武揣摩帝心、迎合上意，率先上疏首倡徽宗当绍述神宗熙宁新法，彻底推翻中和调和的施政路线。其疏中极力抨击旧党首相韩忠彦因循守旧、无所作为，同时全力举荐蔡京入朝拜相，主张重启新法、绍续先帝伟业。
此议得到执政大臣温益的全力附和支持，二人联名力荐，直言：陛下若欲继志述事、承神宗遗业、行富国强兵之法，非重用蔡京不可。
徽宗深以为然、决意改弦更张，彻底放弃中立调和国策，同月下诏，改次年为崇宁元年，明确宣告朝廷施政转向——崇法熙宁、绍述新法、摒弃折中、重启变法，北宋国策彻底翻盘。
此次朝堂转向，直接奠定了徽宗一朝奸佞专权、乱政祸/国的根基。
蔡京实为典型的政治投机权臣、朝堂变色龙，一生随势俯仰、毫无操守、唯权是逐：神宗熙宁变法之时，主动依附王安石、拥护新法；元祐更化旧党执政，即刻转头附和司马光、全力推翻新法、打压新党；绍圣新党复起，又再度依附新法、排挤旧党、钻营权位。
徽宗即位之初，蔡京因隶属新党，遭到向太后与旧党打压，被夺职罢官、提举宫观，闲居杭州。蛰伏期间，蔡京刻意结交南下江浙搜集书画珍玩的宦官童贯，凭借一手冠绝当代的精妙书法、出众艺文才情，精准迎合酷爱书画艺术的宋徽宗，迅速获得帝王赏识、深得帝心。
在邓洵武、温益的全力保荐与帝王的刻意拔擢之下，蔡京顺势重返中枢、登顶相位。
崇宁元年（1102年），朝堂大洗牌全面开启：五月，旧党首相韩忠彦率先被罢相贬谪、外放知府；随后，新党旧臣、时任右相曾布亦遭清算贬黜、出守州郡。
朝堂两大核心重臣尽数出局，蔡京顺势升任执政、旋即拜右相，再迁左相，开启长达三年的独相专权时代。此后二十余年间，蔡京虽曾两度短暂罢相，却始终稳居朝堂核心，或即刻复相、或以太师总领三省事凌驾宰相之上，终身掌控北宋中枢大权。直至徽宗末年、垂老致仕，依旧以太师身份领三省事、把持朝政，朝堂彻底沦为蔡京及其奸党集团的私器。
蔡京一党常年打着绍述神宗新法、继志图强的正统旗号，实则借新法之名、行乱政之实，以此作为排斥异己、屠戮忠良、结党营私、把持朝政的幌子，朝堂正直之臣、中立之士尽数遭到打压贬逐，奸佞群小布满朝堂、浊乱朝纲。
自蔡京专权之后，北宋吏治彻底崩坏、官场腐朽不堪、贿赂公行、卖官鬻爵成风，朝野流传经典弊政民谣：“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大小官职明码标价、公开售卖，爵位俸禄全然沦为权钱交易的商品，吏治腐败达到极致。
为满足帝王奢靡享乐、权臣贪腐私欲，蔡京集团巧立名目、创设苛捐杂税、层层盘剥百姓、疯狂搜刮天下民财。创设经制钱等各类杂税，“取量添酒钱、增一分税钱、头子钱、卖契钱”，于细微民生之处层层加征、点滴聚敛，积少成多、竭泽而渔，将天下民脂民膏尽数搜刮输入内府与权臣私囊。
数十年盘剥之下，国库积钱盈余五千万贯，府库充盈、财货堆积，却未用于强军固边、赈灾安民、整顿吏治，反而尽数用于奢靡挥霍、大兴土木、粉饰太平。
朝廷耗费巨资铸造九鼎、修建明堂、开凿方泽、广立道观，大肆营造皇家礼制建筑、崇道粉饰盛世；更在宫城之北扩建延福宫，规制宏丽、堪比大内；继而耗费亿万民力财力，修筑旷世园林艮岳，搜罗天下奇花异石、珍禽古玩、奇石佳木，耗尽东南民力、搅动天下骚动。
蔡京、童贯等一众权臣亦借机中饱私囊，动用国库民财大修私家豪宅、极尽奢华、奢靡无度，举国财力尽耗于享乐奢靡、粉饰虚浮。
为彻底垄断皇权、杜绝朝野非议、实现权臣任意妄为、独断专行，蔡京集团刻意破坏北宋百年中枢行政制度，废弃中书草拟、门下封驳、奏御颁行的正规诏书流程。但凡帝王权臣私欲之令、奢靡之旨、乱政之诏，皆由徽宗亲笔御书、直接颁行天下，号称“御笔手诏”，绕过三省审核、不受百官制衡、无人敢驳。
后期甚至帝王倦怠惰政，由宦官杨球代书御笔，朝野号称“书杨”，伪诏频出、朝令夕改、法度尽废、纲纪荡然。
至此，北宋历经百年建立的三省制衡、封驳监察、法度规矩彻底崩坏，皇权失控、权臣乱政、吏治腐朽、民力枯竭、朝野糜烂，大宋盛世根基被二十余年奢靡乱政彻底掏空，靖康亡国的宿命已然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