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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1989年的3月其实是个不吉祥的月份。
尽管在学院奖的颁奖典礼上,雾制片达到了预期,拿到了想要的奖项。
宁卫民也帮助邓丽君满足了平生的夙愿,一手把她的事业托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些都是值得高兴和庆祝的事儿。
但是从日本社会的角度出发,这个时间段,却堪称噩耗连连的糟糕时节。
首先在日本政界,因为被披露的“黑金”事件越来越多,自民党在民间的支持率狂泄不止。
但即使这样,利库路特事件的不良后果还在继续发酵,仍然不断有贪官污吏被陆续揪出来。
而且通常都是受到任命上台收拾残局的人,刚面对民众拍着胸脯自豪宣称完自己的清廉,就很快就被媒体披露,他也是个收黑钱的家伙。
可以说这种戏剧性的情节频繁上演,已经把自民党的脸都快扇肿了。
竹下登内阁因此狼狈不堪,摇摇欲坠,已经到了濒临解散的边缘。
而日本的文艺界,也是噩耗连连。
本年度的二月份,先有日本漫画大师手冢治虫于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町半藏门医院逝世。
三月初,又有刚和邓丽君同台演出的日本国宝级演歌大师美空云雀,因为病重没能完成全国巡演的目标,就被送进了东京顺天堂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到了三月中旬,甚至就连正在埋头创作《鱿鱼游戏》的推理小说巨匠松本清张也因为身体不适,被医院确诊身患肝癌。
这一切的一切,实在不能不让人产生不妙的联想,在这样一个天皇才刚刚去世的时候,居然这么多日本文艺界大师也要相继离世,是否真的隐隐预兆着日本的国运已经开始江河日下了?
这还不算,紧随其后,日本媒体又爆出了一桩惨绝人寰,震惊全日本的水泥埋尸案件,暴露出日本在繁荣经济下让人堪忧的社会治安状况和现行法律无法保护弱者无能。
日本媒体之所以会关注到这件事,是因为1989年3月底,日本东京警方组织了一场艰难的打捞行动。
警方的目标是根据已经抓获的犯人交代,打捞出一个水泥罐里的黑暗秘密。
这个水泥罐从这一年的年初开始已经沉没在海底整整70多天,打捞起来可谓不易。
当水泥罐被打开时,里面显现出的是一具遭受了极其残忍折磨的女尸。
她的面目全非,浑身是伤,而且经法医检测,还怀着一个未成型的胎儿。
而随后,经日本媒体披露警方的调查结果,日本民众才了解到这件事的真相。
敢情死者是一个名叫古田顺子的女高中生,她是在街上被几名同龄的不良少年先后骚扰,然后被其中之一以诱骗方式掳走的。
在随后的41天里,这个无辜的少女不但遭遇了这些不良少年各种虐待折磨,最后还惨遭杀害,并被这些人埋尸于水泥桶内。
具体的犯案细节,凌虐手段残忍的程度,连受采访的警察都不忍心详细对媒体描述。
甚至顺子的父母认尸时,曾经一度不承认这是自己的女儿,直到通过指纹的比对确认顺子的身份,这对父母才痛哭失声。
也是为此,顺子的母亲受到强烈的刺激,神经病发作,之后住院治疗多年。
然而这起惨烈的罪案没有引来全社会对罪犯的声讨。
不合常理的是,很多不良媒体反而把矛头指向了受害的顺子,他们为了博眼球把顺子写成“夜不归宿的不良少女”,还添枝加叶的指责是顺子主动接近的凶手。
而且根据日本的法律对于保护未成年罪犯的相关规定,法务人士也普遍认为这些杀人的少年犯虽然干出了令人发指的事儿,但最多也就会判5年到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不用说,这些人的嘴脸,充分暴露出了日本社会缺乏对弱势群体保护,甚至是冷漠的黑暗面。
而实际上,也仅有不多的媒体还是秉承了职业操守。
比如《周刊文春》,便愤然的违背相关条例,他们把四个凶徒的资料做了公开,并呼吁政府修改法律,严惩这些不良少年。
而这也让这家杂志的主编推向了风口浪尖。
不过好在这个主编没有惧怕舆论,他在接受采访时明确的表示“野兽是不配有人权的。他们更不应该以未成年的身份躲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背后。”
这一言论受到了许多普通百姓的支持。
为此,已经拥有了一家媒体宁卫民也不能不关注自家媒体在这件事情上所展现的态度。
他作为一个外国人有自身的软弱性,虽然不想冒头,像《周刊文春》那样冲锋陷阵,但也不想罔顾受害者的伤痛,做出丧良心的报道。
好在他和《雾周刊》主编就此事进行了专门沟通,了解到他们报道此事件还是比较尊重客观事实的。
并没像大多数无良媒体那样,为了追求销量,故意渲染桃色情节,编造离奇情节,用受害家庭的痛苦吃人血馒头。
宁卫民这才算放心。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件事的发生,其实无意中也算替宁卫民解决了一个家庭难题。
敢情在小宁泽今后是在共和国上学还是东京上学的问题上,宁卫民和岳父母之间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原本韩英明老两口是舍不得离开外孙女的,虽然不会明着阻止宁卫民日后带妻女回国,但言谈话语间也总是旁敲侧击。
比如说夸赞东京的教育资源更优秀,国际学校环境优渥,可以随便挑,以此希望宁卫民能为了外孙女的前程改变初衷,最好他们一家三口一直留在东京。
甚至老两口背后也没少跟他们自己女儿念叨,希望庆子能吹吹枕头风。
这让宁卫民和松本庆子都感觉比较为难,既不想让老人失望,又不想让对方难做。
但这件事曝光出来,日本社会的危险程度让大多数的日本家庭都毛骨悚然,两个老人不能不从人身安全的角度去为小宁泽着想。
所以原本拉扯不断的难题就不存在了,两个老人现所考虑的问题已经完全变了。
鉴于日本偷盗、打架成性的不良少年几乎每个学校都有,街头上随处可见杀马特造型的年轻人,再加上越发行事无所顾忌的暴力团体,而政府根本无力改变这种混乱状况。
他们已经决定不再干预孩子是否留在东京上学的问题了,而是考虑他们自己每次赴华能否在京城多待几天,怎么离开东京陪伴外孙女的问题。
还有孩子的寒暑假期能不能来东京和他们一起过。
总之,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不得不说,目前京城可是比东京要安全太多了。
因为抛开京城是国内的首善之区的因素外,京城人更是天生的良善,天生懂得与人为善。
哪怕京城未成年人之间同样存在以强欺弱的现象,但顶多就是打打架而已,可远远到不了这样的程度。
在华夏源远流长的历史中,似乎也只有懂得伴君如伴虎的太监和穷途末路的流寇才会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
而日本人就不一样了,在二战时期,他们不但全民洗脑,放纵自己的野蛮和残忍。
甚至到了这个现代社会,他们也喜欢在弱者身上肆虐,发泄自己扭曲的欲望。
他们的骨子里似乎天生就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基因,既能平和的接受自己被强者奴役凌虐,同时又渴望去奴役凌辱比自己弱小的人。
别的不说,他们的小电影里永远钟爱奴隶和驯化的主题,或许就是对此性格最好的诠释。
而作为一个华夏子孙,宁卫民其实一直都对日本人身上这种矛盾特性感到非常费解。
一直都没想明白这是为什么?
非要找个理由的话,或许就只能从日本民族的文化劣根性上去找原因了吧。
宁卫民记得上一辈子网上有人说日本人狂妄自大背后,真正的根源其实是他们的自卑,和源于对东方大国的恐惧和嫉妒,这话多少有点道理。
毕竟以他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对于生活这样的一个岛国的人,骨子里最真实的渴望和恐惧,是很难把握和了解的。
时间很快来到了三月底。
但日本社会对顺子案件的四名罪犯如何定罪问题,一直处于未成年人保护法,和社会各种舆论的极限拉扯之中。
这件事牵动了大部分日本人的注意力,连日本艺能界的新消息都显得逊色了许多,不大招媒体待见了。
比方说,由袁和平指导,李联杰主演的《力王》一片,在东京开机的消息就显得无声无息。
除了《雾周刊》作为雾制片厂的自家刊物专门刊登了相关消息,以及漫画原作者在连载的刊物上面对自己的读者汇报了喜讯,还有TBS电视台看着宁卫民的面子上,在新闻里给了一则短讯之外,就再没了更多的媒体渠道对影
片进行预热推广了。
原本以《少林寺》的名气,这个消息应该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娱乐新闻。
何况李联杰在日本也是拥有不少影迷和拥趸者的。
即使是于海、于承惠、计春华这些演员也因为《少林寺》的精彩演出,也早就和日本影迷混了个脸儿熟。
他们这些人第一次组团来日本拍戏,尤其拍的还是日本电影。
怎么看,都应该吸引来不少的粉丝来围观片场,以及诸多小报记者对这部电影的拍摄进行追踪报道。
然而实际情况却相当冷清,只有不多的几十个影迷来到片场围观,打着简单的横幅表达支援之情而已,《雾周刊》之外的媒体一个没有。
没办法,这也只能说古田顺子的案件瓜太大了,现在的东京,人们已经没有过多的精力再去关注其他。
真要是想吸引媒体记者的注意,对影片加强报道,那除了加钱买广告之外,恐怕也只能等到这个案件的热度逐步冷却之后了。
这还不算什么,最让宁卫民感到不快的是,他对日本人劣根性的看法,似乎也被现实进一步正视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前不久,被他严辞拒绝的高桥治则居然对玛利亚和赤霞俱乐部还不死心,竟然仗着自己的财富,在背后又搞出了事情来。
看样子,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竟然是不惜代价,也非要逼得宁卫民低头,把俱乐部卖给他,把玛利亚送给他似的。
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3月29日,宁卫民接到了源氏集团打来的一通电话。
对方的目的是告知他,说是赤霞俱乐部所在的大楼,那一层楼已经被源四郎转手卖掉了。
对方代表川本源四郎表达了一定的歉意,说有人出了极高的价钱,让他们没办法拒绝,所以从下个月开始,赤霞俱乐部就要给别人交租了。
这个时候宁卫民也没太在意,毕竟银座的土地在东京具有绝对的稀缺性。
尤其是当下东京土地市场如火如荼的情况下,银座的土地价格简直是一骑绝尘般的在领涨。
有人对银座的土地动心,想要囤货居奇,太正常不过了。
他和对方结束通话后也没当回事,只是对此单纯有些好奇。
要知道,按照如今银座土地行情已经高达几十万美金一坪的情况下,居然有人出的价格,还能让对银座不动产有收集癖好,从来都只买不卖的源四郎动心。
那这笔交易的成交价格到底是多少?
这个在风口浪尖上花巨资购买银座土地的这个大头又到底何方神圣?
究竟是哪家跑出来的大聪明!
他光想想就忍不住要咋舌。
结果没想到,这件事还只是个开始,仅隔了一天半,他又接到了玛利亚洋酒行所在大楼物业的电话。
对方居然也通知他说,这栋写字楼也换了东家。
因为他们和玛利亚实在联系不上,才找到了他。
希望他能转告玛利亚,因为东主变更,所以需要大楼所有的承租人近期去大楼物业重新签署一份租赁合同。
而这一下子,宁卫民多少感到有些不同寻常了。
因为巧也没这么巧的,银座的大楼可不是大白菜,这里的地产交易,就是再小的土地,那都是天文数字。
他们租的营业场所,一个地方变更东家没有问题,但两个地方都同事变更东家,就有问题了。
所以对于这样的情况,宁卫民不能不重视起来,怀疑事有蹊跷。
他先和玛利亚联系了一下,也没跟此时身在大阪推广酒水的玛利亚说自己感到怎样的不对。
只是问明白了印章和藤本什么的,都在酒行的保险柜里锁着。
他就决定自己代表玛利亚,取出这些东西,以酒行合伙人的身份去签这个合同,希望可以搞清楚是什么情况才好。
结果又怎么样呢?
到了签合同的时候,他带着律师去写字楼赴约。
这才发现这一切的变化原来都是出自高桥治则的手笔,原来是他的公司出资收购了银座的这两座不动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