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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乐延推开办公室的门，反手关上，门锁发出“咔嗒”一声轻响。
他站在门后愣了两三秒钟，才迈步走到办公桌前，给自己续了一杯热水，端着杯子走到窗前，目光投向楼下院子里那些被晒得卷了边的老槐树叶子。
陆乐延端着杯子喝了一口水，温热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他忽然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很多事。
说起来，他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整整三十年了。
三十年。这个数字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的时候，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恍惚。
他记得清清楚楚，2027年那个闷热的夏天，他刚刚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通过了南方某省省委办公厅的选调生考试，入职通知都已经寄到了手里。那几天他整个人都在一种亢奋的状态里，二十年的苦读，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一路熬过来，终于要正式踏入仕途了。
省委办公厅，那是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的平台，他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农家子弟，硬是靠着一篇又一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在面试中把一众竞争对手压了下去。
他记得入职前第二个晚上，他跟朋友喝完酒，一个人往住处走去，脑子里全是未来的规划：先在办公厅干三年，熟悉全省的工作大局，然后争取下放到某个县市去积累基层经验，三十岁之前一定要进入正科级，三十五岁之前争取副处，四十五岁之前……
然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一辆泥头车。就一辆泥头车，把他所有的计划、所有的野心、所有的未来，连同他那具二十七岁的身体一起，碾得粉碎。
等他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鼻腔里充斥着一股劣质白酒的辛辣味道，脑袋像是被人用铁锤砸过一样疼。
他挣扎着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间破旧的砖房，墙上糊着发黄的旧报纸。
他张了张嘴，发出的声音嘶哑得不像话，然后他低头看见了自己的手，细瘦的、白净的、明显属于一个少年人的手。
那天晚上，他花了整整六个小时才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原身叫陆乐延，十八岁，汉江省宁川市下属一个县的普通干部家庭子弟，父亲在县里某个局当科长，副科级，在这座小县城里也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母亲没有正式工作，在家操持家务，下面还有一个正在读初中的妹妹。
原身刚刚收到汉东大学政法系的录取通知书，家里高兴得不得了，父亲特意从县城的副食店买了瓶好酒回来，母亲杀了一只鸡，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庆祝。原身从来没喝过酒，几杯下肚就上了头，家里人也没在意，想着孩子高兴就让他喝吧，谁知道等散席的时候，原身已经趴在桌上没了声息。
等家里人慌慌张张地把他抬到床上，掐人中、灌凉水，折腾了大半夜，再醒过来的，就已经是从2027年穿越而来的陆乐延了。
他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这他妈是什么事儿啊！
二十年的寒窗苦读，博士毕业，省委办公厅的选调生，所有的光明前途全没了。他现在是一个十八岁的半大孩子，家里虽然不算赤贫，但父亲那个副科级科长的工资也就那样，养活一家四口紧巴巴的，母亲没有收入，妹妹还在读书，全家就指着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过日子。
他躺在床上盯着昏暗的房顶，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自己失去的一切，那种巨大的落差感让他整整半个月都没有缓过劲儿来。
到了第三周，他终于认命了。既然回不去了，那就只能在这个世界里活下去。他从枕头底下翻出那份已经被摩挲得有些发软的录取通知书，展开来看了一眼，然后整个人又愣住了。
汉东大学政法系。
汉东？人民的名义里那个汉东？
他赶紧翻了翻其他材料，录取通知书上的地址写着“汉东省京州市”，他这是穿越到影视剧大杂烩的世界里来了。
这个认知让他一度非常郁闷。
但郁闷归郁闷，日子还是要过的。1984年的秋天，十八岁的陆乐延背着铺盖卷，坐了六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从宁川市来到了京州市，踏进了汉东大学的校门。
报到那天，他特意留意了一下政法系的公告栏。系副主任的名字赫然写在那里：高育良。旁边贴着一张学校优秀教师名单，里面有个名字叫梁璐，标注着“文学系讲师”。陆乐延盯着这两个名字看了半天，嘴角抽搐了一下，然后默默地把目光移开了。
从那天起，他就给自己定下了一条铁律：在这个学校里，能多低调就多低调，能不惹事就不惹事，尤其是离梁璐远一点。
陆乐延报到的时候在校园里远远见过梁璐一次，二十七八岁的年纪，长相确实漂亮，引来不少男生的目光。但陆乐延知道，这个女人的命运很快就要急转直下了。
按照剧情时间线，这个时候梁璐应该正在和商学院的那位魏教授打得火热，而魏教授很快就会卷款跑路到国外，把怀了孕的梁璐一个人丢在国内。梁璐去打胎，结果大出血，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整个人也变得偏执暴躁，最后嫁给了比自己小十岁的祁同伟，把祁同伟害得苦不堪言。
陆乐延一想到这些，就觉得头皮发麻。他发誓这辈子绝对不会跟梁璐有任何交集，连话都不会多说一句。文学系的活动一律不参加，文学系的学生一概不结交，路上碰见了梁璐低头绕道走，虽然人家大概率根本注意不到他一个普通的大一新生，但他还是觉得小心驶得万年船。
他老老实实地上了两年课。高育良的课他也上过，讲的是法学基础理论。不得不说，讲课的水平确实很高，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课堂上总是座无虚席。陆乐延坐在最后一排靠墙角的位置，认真地记笔记、按时交作业、考试拿个中上游的成绩，不高不低，既不显眼也不垫底。
大一下学期，果然传来了消息：商学院那位风头正劲的魏教授突然失踪了，说是去国外参加学术会议，结果一去不回，后来学校查账才发现他挪走了一大笔科研经费。紧接着就是梁璐请假的消息，据说病了，具体什么病没人知道。但陆乐延心里清楚，那是去打胎了。再后来梁璐回校上班的时候，整个人瘦了一大圈，眼神也变得阴郁了许多。
陆乐延在食堂里远远地看过她一次，默默地低下头扒饭，心里叹了口气。
大二那年，政法系又进来一批新生，其中有一个特别显眼的学弟，叫祁同伟。长得高大英俊，说话办事利落爽快，入学之后很快就成了系里的风云人物，学生会、辩论队、篮球队，处处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两年后，陆乐延大四，祁同伟升入大三，这一年他竞选上了学生会主席，在整个汉东大学都出了名。陆乐延在校园里经常能看到他被一群人簇拥着走过，意气风发的样子让人很难不注意。
陆乐延犹豫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决定开口劝一句。有一天傍晚在图书馆门口碰见祁同伟，周围没有别人，陆乐延走过去，压低了声音说：“同伟，在学校里还是低调一点好。”
祁同伟当时就笑了，笑容里带着那种二十岁年轻人特有的自信和傲气。
他拍了拍陆乐延的肩膀，语气轻松地说：“学长，做人要有追求嘛，低调能有什么出息？”
说完就大步流星地走了，留下陆乐延一个人在原地站着。
陆乐延看着他的背影，摇了摇头，没有再开口。
大四那年，陆乐延没有考研，被分配回老家宁川市平台县的县委办公室工作。
回到宁川市，进了县委办，陆乐延的日子过得平稳而安逸。有他父亲在县城里经营多年的那点人脉，加上他自己做事沉稳、笔头功夫过硬，很快就在县委办站稳了脚跟。
工资确实不高，每个月几十块钱，连买包好烟都要掂量半天。但陆乐延不急，他想起了穿越小说里那些前辈们的发家之路，写书。
八十年代中后期，正是文学市场蓬勃发展的时期。陆乐延坐在县委办那间逼仄的宿舍里，趴在桌子上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了《明朝往事》四个字。他当然没有自己创作的本事，他抄的是后世那本著名的《明朝那些事儿》。
当年明月能靠这本书火遍大江南北，他照猫画虎抄一遍，就算打个对折，也够他吃一辈子了。想到这里，陆乐延不由得在内心深处对王朔先生默默鞠了一躬，要不是当年王朔带头把版税制度搞了起来，他这会儿就算抄出花来，也就拿个千字几块钱的稿费，顶多够买两斤猪肉的。版税制度好啊！按销量拿钱，书卖得越多他赚得越多，这才叫知识经济！
后来的事情果然如他所料，版税源源不断地打进他的账户，陆乐延从一个每月领几十块钱工资的小科员，一跃成为了财务自由的富裕阶层。他第一次去银行查余额的时候，盯着那一串零看了足足五分钟，然后默默地把存折合上，塞进口袋里，走出银行大门，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了两根油条，多加了一个鸡蛋。
然后他给自己在宁川市买了套房子，给父母翻修了家里的房子，供妹妹上了大学，剩下的钱都存在银行里吃利息。
钱的问题解决了，他就该琢磨仕途了。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91年。那一年陆乐延二十五岁，被单位派到宁川市委党校参加为期三个月的青年干部培训班。有一天课间休息的时候，他在党校的布告栏前看到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新任宁川市市长裴一泓即将来党校为干部们作形势政策报告。
裴一泓。陆乐延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好半天。他当然记得这个名字。在另一个世界里，裴一泓后来是汉江省的省委书记，正部级大员。
裴一泓。陆乐延盯着布告栏上那个名字，脑子里嗡地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被点燃了。这个名字他太熟悉了，在另一个世界的历史轨迹里，裴一泓后来可是汉江省的省委书记，正部级大员，在整个政坛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而现在，1991年，这位未来的封疆大吏刚刚调任宁川市市长，四十五六岁的年纪，正是年富力强、锐意进取的时候。
陆乐延站在布告栏前，心跳都快了几分。大腿啊！这是活生生的大腿啊！而且是刚刚空降到宁川市、还没来得及经营自己班底的大腿！这种机会要是错过了，他陆乐延就枉费了两辈子的阅历和见识。
他深吸一口气，脑子里飞速地盘算起来。自己现在二十五岁，县委办的小科员，跟市长之间差了十万八千里，直接凑上去套近乎那是找死。但他手里有牌，政法系的本科文凭是这一世的，经济学博士的知识储备是上一世的。
九十年代初，正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关键的时期，国企改革、价格闯关、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争论，这些问题在2027年的经济学教科书里早就被分析得透透的了。他随便拎几个核心观点出来，在这个时代都是超前得吓人的东西。
果然，机会很快就来了。裴一泓来党校给青年干部作形势政策报告，讲的是当时全国经济形势和国企改革的困境。陆乐延坐在台下第三排，全程竖着耳朵听，手里笔没停过。等报告结束进入互动环节，他站起来提了个问题，关于国企改革中产权界定模糊与职工安置矛盾之间的死结如何破解。
这个问题提得既专业又尖锐，而且切中了当时改革中最让人头疼的痛点。台上的裴一泓目光一亮，低头看了看花名册，问了一句：“这位同志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
“陆乐延，平台县委办的。”
裴一泓点了点头，当场花了将近十分钟详细回答了他的问题。说是回答问题，其实更像是在跟他探讨，两个人你来我往地交流了几句，裴一泓几次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散会之后，裴一泓的秘书就找到了陆乐延，说市长请他过去单独聊聊。
那天的会客室里，陆乐延把自己关于“梯度转移理论”“产业链配套”“民营经济作为增量替代国有存量”等观点用通俗的语言说了一遍。裴一泓听得频频点头，最后干脆让秘书拿来纸笔，让陆乐延当场把这些要点整理成一份简要提纲。
三个月党校学习结束的时候，陆乐延没有回县委办。一纸调令下来，他成了宁川市政府办公室的一名副科级秘书，直接安排在市长裴一泓的联络范围内。
那一年陆乐延二十五岁，正式踏上了跟随裴一泓的快车道。
此后的十年里，裴一泓从宁川市市长升任市委书记，再调到省里担任常务副省长，最后升任汉江省省长。而陆乐延在这个过程中一步都没有落下，裴一泓当上常务副省长的时候，他被外放到汉江省某个地级市下面一个贫困县当县长，二十九岁整，全省最年轻的县长。
那个县穷得叮当响，财政连工资都发不出，陆乐延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跑省里跑市里跑银行，硬是拉来了一笔农业产业化专项贷款，搞起了大棚蔬菜和特色养殖。两年之后他又引进了两家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把全县剩余劳动力转移了大半出去。第三年年初汇算的时候，那个县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第四年，一跃成为全国百强县，虽然排名末尾，但确实出现在了那张全国百强县的榜单上。
三十三岁那年，陆乐延获得了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称号，回来之后他就升任了市委常委，一年之后又接任了常务副市长，三十四岁，副厅级。
三十七岁，正厅级市长。三十九岁，市委书记。四十一岁，陆乐延调任宁川市市长，正式进入副部级。
两年后，经过裴一泓的协调运作，陆乐延通过中组部的干部交流计划，调往明珠市担任副市长，分管经济和金融，在明珠那两年他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市场经济，也积累了沿海发达地区的管理经验。
在明珠干满两年之后，四十五岁那年，裴一泓又把他调到了京城，以“补充部委履历”的理由，安排进了发改委担任副主任，同时兼着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
窗外的蝉鸣一阵一阵地响着，热风从空调的缝隙里挤进来，带着一丝干燥的尘土味道。
陆乐延站在窗前，看着楼下院子里那些被太阳晒得蔫头耷脑的槐树叶子，忽然觉得这三十年的时光就像一场长长的梦。